商业题材剧创作反映市场变革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中国作为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市场经济首先作用于以城市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在生产方式与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都市人群的精神结构与价值观念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变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变革之间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关系的重要形态。恰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对于这种主流关系，电视剧创作者将其纳入了时代“主旋律”的表现范畴，出现了诸如《中国商人》《紫金勋章》等反映经济转型与意识变迁的精品佳作。
电视剧作为制作周期较短、覆盖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艺术样式，能够迅速反映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生活。《中国商人》正是发挥了这一优势，该剧以某城市大东方百货大楼、中山路百货大厦、新世纪购物中心三家国营商场改革与竞争作为故事框架，塑造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商人群像。全剧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蕴含着深沉的人生况味，并以强烈的时代特色、时代精神触动了全社会的审美神经。《中国商人》对改革风云的描绘不是图解式的说明，而是审美化的叙事。不论是大东方百货大楼的改变经营方式、改革分配方案、开展夜市经营、兼并工厂乃至建立股份制企业、开办跨国公司等举措，还是新世纪购物中心经营方式的改革，抑或是身负不同使命的翁婿之间展开的墨守成规与开拓进取之间的矛盾，这些容易使观众感到乏味的事件，一旦成为审美对象，在《中国商人》里均被创作者处理为刻画人物精神世界和文化心理的时代背景。通过活跃于这些事件中的人物之价值冲突、道德取向、人物关系、情感纠葛来带动事件进程，展现宏大改革背景与商业风云。这恰恰是通过描摹人物“心史”，透视历史发展与社会进程的镜鉴之谈。
该剧的故事情节深刻地展现了改革大潮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剧中“娃娃果奶赠品大战”酿成的社会悲剧、罗维莉不被丈夫理解造成的家庭破裂、尤佳则爱而不能的远走他乡等情节设计，都是时代背景下改革现实中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提炼与艺术加工。一方面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三大商场的改革从改变经营方式伊始，发展至转换整个经营体制，再发展至彻底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的确是伴随着改革深入的一种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人们能够领悟到商界的改革与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密切相关，在社会改革中，中国商人正在调整和更新自己的精神面貌，也在呼唤整个社会的宽容与理解。当然，《中国商人》在情节方面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许是过于强调改革背景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导致一些情节过多渲染人们的情感世界而远离本应由此透视的社会变迁。比如，创作者过多地着墨于罗维莉和方国庆的离婚案，但该事件缺乏内涵层次变化，且与商界改革缺乏必然联系。又如，创作者将情节篇幅过度地分配给三家商城之战和龙家三代的血亲之谜，使得本应触及的生活面在广度与深度上受到了局限。但是，瑕不掩瑜，《中国商人》以具象化、审美化的情节折射出改革大潮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是20世纪90年代展现商界风云电视剧中鲜有的佳作。
《紫金勋章》聚焦于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时刻，该剧讲述了一个中资企业在香港回归前后经历的风风雨雨，视角新颖，意蕴深远。《紫金勋章》作为一部时代特色鲜明的“主旋律”佳作，创作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紫金勋章》较为深广的社会内涵经得住历史考究。别林斯基认为，对作品进行“历史的批评，是必要的”，“当我们有了肯定的历史倾向的时候，忽视这种批评就意味着扼杀了艺术”。[23]香港回归，“一国两制”是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一步。《紫金勋章》紧扣香港回归这一时代坐标，所展现的中资企业“长凯”在香港回归前夕的创业史，其历史内容和社会信息更广、更深、更新。以李修龙为创业而奋斗的轨迹，展示的商界风云，实际上也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缩影。特别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香港回归祖国之路与日后社会经济发展都难免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但是“长凯”企业不惧艰险而走向壮大的探索之路，也映照了香港的未来发展，即在不断克服重重险阻之后孕育着一个辉煌的明天。应该说，“长凯”企业的顶梁柱李修龙身上闪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勤劳务实的精神，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一种艺术隐喻。
第二，《紫金勋章》新颖的审美品位经得住美学考究。全剧开篇精巧别致，伴随着“港味”甚浓而又颇具文化底蕴的主题曲，该剧将观众带入了香港回归前夕的艺术时空。在第一集，由内地只身赴港继承遗产的“大陆妹”徐丽，中资企业“长凯”的主将李修龙、张天伟，港资企业“华隆”的董事长冯氏父女，英资公司“太平洋”老板泰勒、亨利父子，相继粉墨登场。一般的电视剧在开篇人物众多时，容易在叙事篇幅、线索、逻辑上失调，而造成叙事美学意蕴全无，而《紫金勋章》则叙事有方、节奏考究，规避了叙事上的混乱。该剧第一集沿着徐丽寻亲和李修龙赴港报到两条平行线索，不露声色、有板有眼地将“长凯”“华隆”“太平洋”三方经济关系的端倪显露出来，将李修龙与徐丽、冯家慧，以及张天伟、冯天源、亨利的人际关系雏形勾勒出来。这种叙事方式上的考究，呈现出一种错落有致、有条不紊、缓急适度的叙事美感。
第三，《紫金勋章》对人物的精雕细琢经得住艺术考究。主人公李修龙是一位典型的在共产党教育、社会主义培养、人民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具有鲜明的本土化人物烙印。他作为中资企业“长凯”的顶梁柱，虽几经沉浮，屡遭诬陷，但对祖国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社会的责任始终如一。但是，这一形象不是标签化的“刻板印象”，而是生动可感的“圆形人物”。他与乡下妻子天香的婚姻，是出于对年迈慈母的慰藉。李修龙与天香长期分居两地，他与徐丽、冯家慧先后交往，都是发乎情而止乎礼。直到天香到香港推销玉器遭到徐丽暗算，舍生忘死地抢救集体财富身负重伤，临终前才与李修龙有了难得的情感交流。李修龙形象既是一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人物，也是一个努力吸收人类先进文明实现中西合璧的文化新人，堪称当代著名人类文化学者兰德曼所称颂的“既为传统文化所塑造又创造新文化的具有完整意义的人”。在女性形象塑造中，徐丽形象的成功塑造极具人性深度与警示意义，这是一个迷失在市场大潮中的女性艺术典型。原本善良纯真的徐丽，在金钱和欲望的引诱下，人性恶的一面不断膨胀，最终害人害己，走向毁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欲望与希望、贪婪与进取如何辨别，一念之差的人性善恶如何把控，都是人们在目睹了徐丽悲剧后深思的问题。此外，李修龙乡下妻子天香形象，与徐丽形成反差的冯家慧形象，以及作为李修龙重要陪衬的张天伟形象等，都各具新意，异彩纷呈，共同构成《紫金勋章》闪光的人物荧屏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