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期（1982—1990）

作为对“文革”历史反思的思想成果，人道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成了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口号。一批学者从百年文学的视野考察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时，都将其看作一度中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承续与发展。但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和对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回眸此时期文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需要重新加以考量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艺术事业，提高文艺水平，创作出无愧于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1]走过“文革”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处理文艺与政治的问题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使文艺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方面，要反对文艺指导思想“多元化”，另一方面，文艺的生态出现了多元的态势；一方面，对外要开放，另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不容颠覆。有学者着眼于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稳定性和宿命性，指出了儒家文化在“人格理想”“理性态度”“实践精神”层面的历史进步作用；一些青年学者在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冲动中打出了“反传统”的旗帜，以焦躁狂放的偏激情绪实施对传统的反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捣毁和轰炸式批判。从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到非理性反叛，在时代文化精神变迁中，中国文论的内在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1982年以后，我国电视剧真正进入了电视连续剧时期，“电视连续剧成为电视屏幕上的主要构成样式，并且艺术水平日益提高，从而获得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喜爱，也成为电视艺术家们最感兴趣并热衷于创作的艺术样式”^[2]。当然，中国电视剧从短篇进入中长篇连续剧时期，不仅是文体特征的演进，还意味着电视剧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优势，以及作为独立的艺术品种其艺术品格和美学规范的形成。

中国电视剧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许多作品自觉地将镜头对准人民群众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可歌可泣和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并以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崇高精神奏响一曲曲激越的时代主旋律，用澎湃的历史诗情、感人的艺术影像描绘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生活画卷，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绩。艺术创作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这些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如《蹉跎岁月》《高山下的花环》《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走向远方》《今夜有暴风雪》《新星》《雪野》等电视剧，无不紧扣时代的脉搏，将审美之思深深地融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在世纪转型期所发生的沧桑巨变，又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时代生活大变迁中的悲欢离合和精神层面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电视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态，开始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中显示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担纲起新的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的任务。其中，改革英雄形象的塑造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视剧的艺术人物画廊，为中国电视剧的理论批评和美学建构提供了鲜活的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出现了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艺术精品，为历史剧的未来发展和成熟树立了标杆。

电视剧艺术形态的拓展丰富了电视剧的美学品格。这首先体现在文学名著的改编初露峥嵘。《新星》《四世同堂》《寻找回来的世界》《红楼梦》《西游记》等依据文学著作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形成了电视剧收视的审美奇观，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美学轰动效应。其次是作为早期报道剧的发展，纪实性电视剧在创作与理论上的探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像《生命的故事》《女记者的画外音》《新闻启示录》《巴桑和她的弟妹们》《一个叫许淑娴的人》《丹姨》《便衣警察》《大角逐序曲》《一个叫姚金兰的人》等纪实性电视剧，在探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以成功的艺术实践证明纪实性叙事文本并非只是生活的照相，无论是情景再现的新闻纪实形态，还是偏重于人物类型典型化的纪实形态，都并不排斥艺术家对生活的概括、集中或作出独到的道德和审美评价，纪实性电视剧叙事文本并不回避纪实中作家的情感倾向和历史理性。纪实不能等同于事实的简单复制或只是外形的模拟。纪实性叙事文本同样存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发展期的电视剧还为“戏曲电视剧”这种新的电视剧艺术样态正名，并使这种艺术样态进入了“飞天奖”的视野。作为戏曲艺术与电视艺术的联姻，传统的戏曲文化在现代电视艺术环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获得了发展机遇，^[3]如《喜脉案》《秦淮梦》等。除此之外，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小佳佳游园》《插班生》《强盗的女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