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题材电视剧释放时代精神
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在发展繁荣时期的中国电视剧，改革题材也是十分受关注的类型之一。电视剧《走向远方》将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和改革事业放在一起观照，将民族文化与心理结构的隐秘作用渗透在人物的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中，表现了对历史严肃深沉的思考。这种对改革表现的大胆尝试，在当时也引起了争议，有专家评价该剧：“莫知所云，莫名其妙！”
这部单本剧是由湖南电视台于1984年录制，获得第五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单剧本一等奖。这部剧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街办小厂的改革经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众文艺观的不断进步，电视剧《走向远方》所产生的社会冲击波和艺术启示力，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感知、所认同；对于文艺观已经更新和正在更新的观众来说，《走向远方》之“所云”，不是“莫知”，而是易懂。
《走向远方》率先突破了以往的路径与公式，将镜头推向了变革现实的更深层次：人们在潮流冲击下精神格局的震荡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它的题旨所涵盖的，不仅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也不仅是社会体制的管理方式的变革，而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变革；它所观照的，不只是改革的具体事件，而主要是各种人物的不同心态；它所传递的，不只是兴华厂兴衰的历史，而主要是对人、人生乃至整个“国民性”的哲学思考。
《走向远方》的视点即“所云”，正在于此；其艺术启示力，也正源于此。正如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所指出的，《走向远方》的艺术启示力，集中表现在艺术家勇于并善于向自己设置障碍。这里所谓的障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冲突，而是观念更新上的障碍，包括社会观念和艺术观念两个方面更新的障碍。譬如“杜建国之死”这一障碍的设置，就不同凡响，颇见功力。其内蕴的深沉，锋芒的锐利，令人震惊。首先，杜建国死于对新工资制度的愤愤不平之中，这本身就关联到多年来知识和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实际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理论政策。因为正是这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偏见，障碍了杜建国的小生产视野，使他看不见何茹的知识在振兴兴华厂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其次，杜建国之死，更直接的内在因素是他在“麻石巷”里长期铸就的“哥们儿义气”的封建精神支柱彻底倒塌所致。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大哥”竟真的“六亲不认”，把他开除出厂。这就深刻地启示人们：在革故鼎新的今天，必须打破封建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精神格局，否则，就只能葬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再次，杜建国之死，又促成周梦远的顿悟，使他反省自身的弱点，明白了自己的主观武断和不能听取别人的建议。进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不宜再留在兴华厂。于是，主动让贤于掌握科学管理知识的郑伯雍，希望到新的岗位上克服弱点，超越自我。这一笔，使周梦远精神格局的调整和心理状态的更新，提升到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事业的无限性与个人的有限性的辩证统一的高级层次上。可见，与那些惯于将人际关系两分化、将体制弊端道德化和将历史运动纯净化的平庸之作相比，“杜建国之死”所产生的艺术启示力，发人深思。
《走向远方》的创作主体在翻越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的障碍方面提供的经验，正是作品之“妙”处所在。
第一，要自觉强化和提高创作主体的哲学意识和文化意识，并将对人生和社会的宏观哲学思考同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微观艺术表现结合起来，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发现。应当说，正是编导对人生和社会的较为宏观的哲学思考，使《走向远方》的审美目标有了时代的高度。导演王宏说：“从剧本的构思阶段起，我们就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改革之中。我们既不想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方案进行直接的是非评判，也不想就事论事地说明应不应该遵守工厂管理制度和劳动纪律，或者究竟是谁更应该当选为接班人，等等。”他们把眼光投向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关注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变革潮流和现代文明冲击下蜕变、更新的历史进程。这样，他们努力摆脱了急功近利的审美目光，代之以开放性的审美视野。同时，他们又注重对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变化的微观艺术表现，精心设计了全剧的人物总谱，无论是周梦远与郑伯雍，还是何茹与杜建英，抑或是曹诚、杜建国和李桂英，都各具特色，个性分明。至于每个人独特的心灵世界，也都找到了恰当的切入角度，表现得惟妙惟肖。例如，何茹的咄咄逼人，不是虚有其表，浅薄无聊。她的时髦，是彻里彻外，内蕴着对世俗的审美趣味的勇敢挑战。从编导对她那一句书面化语言的台词（“用实际行动扭转你的偏见”）的修改（改为生活化的、极富弹性的“我们走着瞧”）中，就可以体味到全剧对人物心态的微观艺术表现的匠心：一个是审视生活的宏观的哲学高度，另一个是表现生活的微观的切入角度，有了这种高度和角度，就使《走向远方》不仅在同类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中，而且在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都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
第二，要自觉培养和提高创作主体的历史修养，并从对民族历史的深刻感知中掌握那种整一的、纵深的历史意识，从而获得穿透现实生活的能力，揭示变革的底蕴。《走向远方》的编导是有历史眼光的。王宏说，他们的艺术目标就是“表现历史和人，客观地、冷静地思索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自觉地把变革中激动自己的“人和事带到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带到我们的历史知识所允许的范围内去进行认真的思索”，从而“发现了更具震撼力的历史内涵，即新的经济体制和旧的感性纽带的矛盾”。可见，正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眼光，使《走向远方》把描写对象置于历史潮流中加以纵向审视，捕捉并传递其所蕴含的可以给整个文艺创作带来的新鲜信息。那条陈旧而破败的“麻石巷”作为荧屏造型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一种“历史的思索”的结果。作为写实的“麻石巷”是极富历史感的，是真实的；作为写意的“麻石巷”又是极富思索感的，是象征的，这种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的巧妙结合，把观众引入了对历史的深沉思索。而人们只有懂得昨天，才能深刻地认识今天并科学地预见明天。
第三，要自觉摄取和消化世界现代文明的新鲜信息，促成创作主体的观念现代化。在相当一个时期，由于“左”的政治的干扰，我们的文化背景越来越处于封闭状态。直到新时期开放后，我们才有了从纵向上衔接中外古典文化，从横向上瞩目世界、呼吸当代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的条件。世界现代文明的新鲜信息，有力地荡涤和拓展着过去封闭形成的狭隘社会观念和艺术观念。编剧和导演很善于摄取并消化世界现代文明的新鲜信息为我所用，对自己的精神格局和心理状态自觉加以调整和更新，包括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以调整和更新，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唯其如此，他们创作的《走向远方》才能使民族的审美情趣与世界的现代意识联姻，在新的意义上产生走向世界的作品。
当然，《走向远方》也并非至美至善。正如钟惦棐所指出的，“小布尔乔亚”的审美情趣给本来洋溢着阳刚之气的周梦远硬在片首和结尾蒙上了层“淡淡的哀愁”。但瑕不掩瑜，它绝非“莫知所云，莫名其妙”，而是题旨深刻，颇具其妙。它作为“自胜者强”的艺术，启示力是强大的。
若要论社会反响之强烈，在1986年所播出的电视剧中，首推12集电视连续剧《新星》，由太原电视台录制。《新星》播出后，众人皆谈李向南。誉之者众，批之者亦不乏其人，令人思考、深省。
《新星》改编自柯云路的同名小说，获得1986年度第六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连续剧二等奖。此剧的观众覆盖面超过了同期的任何一部影视片，无可置疑地说明它对应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的内涵，概括地说，便是由于现实生活不尽如人意，现实生活尚存弊端。表现为“顾荣”们的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严重阻碍了改革，因而人民心中有气；李向南在问题成堆的古陵县，大刀阔斧，以锐不可当之势革除弊端，打击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顺了民心，出了民气，因而引起呼唤改革的人民的普遍共鸣。该剧以浓墨重彩表现了一个古老的山区小县城——古陵，在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下卷起的波澜，展现了一幅县级体制改革和农村四化建设的充满尖锐矛盾的生活画卷。在这里，有改革者的励精图治，奋力拼搏，也有旧势力的左右逢源，抱残守缺；有民众志士的抗争呼号，也有权势之辈的昏庸僵化；有对革故鼎新的深情纪实，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思辨。所有这些，都叩击着时代的脉搏，震撼着人民的心灵。而连续剧又充分顾及了数以亿计的观众在长期的鉴赏习惯中积淀形成的审美心理，艺术结构上做到了脉络清晰，情节紧凑，起、承、转、合，环环相扣，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因而更强化了全剧的艺术效果。
应当看到，《新星》所产生的艺术冲击波和启示力，与其说是来自县委书记李向南形象的大刀阔斧除弊端的锐不可当之势，不如说更主要的是来自县长顾荣形象的深沉底蕴。顾荣堪称新时期文艺画廊里又一新的“熟识的陌生人”。这是一个社会内涵极其丰富、凝聚着几十年来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是非，并被错误政治扭曲了灵魂的人物。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越加领悟这个典型人物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从反面理解了改革的维艰，这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从积极地表现人民呼唤改革的历史潮流看，《新星》确实是与时代同步的。需要深思的是：《新星》的内蕴所对应的这种普遍的、强大的社会心理，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中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是否完全同向？
实事求是地说，《新星》所对应的这种社会心理，固然有呼唤改革的积极内涵一面，也有将改革的动力与成败均归于如李向南式的个别“青天”人物的消极内涵一面。前者常常为人首肯，后者却往往被人忽视。是否可以说，这后一方面的消极内涵从中国传统文化上寻找渊源，便是长期以来“包青天”文化孕育的产物。人们将自身解放和理想的实现，寄托于“青天”人物的开明之上，似乎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前进，动力不在民众，而在“青天”。这一实质上是自身人格与价值的一种失落——上系于“青天”。这种“人治”思想文化的传统，源远流长，直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才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石破天惊地把从孔孟荀到宋明儒家所普遍主张的“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命题倒了过来，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但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黄宗羲这种微弱的晨光式的近代法治思想，并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因此，便很快淹没在清代伪古典主义的复古浪潮中。中国近、现代历史反复证明：这种以“法治”取代“人治”的民主思潮，在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的双重夹攻中，其生存和发展是极为艰难的。而长期流传的各种形式的“包青天”文化，归根结底，正是一种呼唤“青天”来实行“人治”的文化。
如果说，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包青天”文化，其人民性和进步性还不容忽视的话；那么，对反映中国20世纪80年代变革现实的电视剧《新星》，我们就有理由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久远大计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高度，指出它的不足。有人批评说，在《新星》中，只见“人治”，不见“法治”；只见“主民”，不见民主；只见县委书记包揽，不见县长主事。这些话，虽然有些过头和绝对，但确有深意存焉。荧屏上古陵县的诸般积症，似乎都只有靠李向南一人去“人治”。李向南也确有几分“救世主”的味道，发号施令，包打天下，动不动就撤职换人。他当然也有其“势”不能破“竹”之时，但他力图摆脱困境之“宝”，仍然是“押”在“人治”之上——希望通过顾小莉之父（省委书记）和自己的父亲（中央高干）的“权力”来破“竹”。而古陵县人民对改革前程的希望似乎也系在李向南身上了，这有悖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关于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新政策，邓小平曾精辟指出：“就国内政策而言，较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扬民主，另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战胜形形色色的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革除各种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弊端。变革现实已经把“法制”提上了日程，而改革以来的党政分家，也是为了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但《新星》对变革现实的审美观照，却忽视了这方面的重要内容。
当然，提出对《新星》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否定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事实上，剧中的其他人物，尤其是顾荣、顾小莉，塑造得相当成功，堪称电视荧屏画廊里新的典型形象。只是，艺术中残存的这种有悖于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青天”文化影响，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和反思。
随着“改革”题材创作经验的积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表现改革现实生活的作品都力图使镜头穿越单一的政治或经济层面，对准变革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的演进。换句话说，即以宏观的视角，对变革中的人进行立体的文化观照。
《葛掌柜》是由山西省忻州地委、山西省话剧院于1987年联合录制的8集电视连续剧。《葛掌柜》不是从一般经济变革层面上描写一家农民企业的兴办过程，也不止于为一位农民企业家立传。葛寅虎从城里带回来的，绝不仅仅是3500元钱，而是城市文化所特有的新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他要靠这一切改变封闭的、落后的葛家庄的农村文化，使葛家庄开放、文明起来。因此，《葛掌柜》所展示的，是20世纪80年代变革中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冲撞、交融和提高。这一点是了不起的突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城市与农村的分野，本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从文明的角度看，城市文化是比农村文化更高级的文化。但是较长期以来，在文明建设上，我们基本上沿用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用农村文化去改造、同化城市文化。而《葛掌柜》的艺术主题，旗帜鲜明地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变革，是“以城市文化提高农村文化”把这个案翻了过来，其意义不可低估。
从宏观上论，《葛掌柜》揭示的这一主题是深刻的；从微观上看，《葛掌柜》展示的这一主题是形象的。《葛掌柜》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部以“农民企业家”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在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中，他更像个农民而非一个“企业家”，片名之所以叫《葛掌柜》正是由于他的“半新不旧”的特点。且看葛掌柜从城里回庄，外披羊皮棉袄外套（农民的装束），内穿皮夹克（城市人的打扮），回家上炕后脱下夹克，又露出贴身的农民自制背心，这些装扮形象地活画出城市、农村两种文化形态在这位葛家庄变革带头人身上的冲撞、交融。
“衣锦还乡”的葛掌柜在回村之后，想要自己办厂，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这样一个故事本身并不独特，甚至有些套路化，但这部剧集出彩地将葛掌柜这个人物塑造成一个文化不高却有点气魄、有点才干，还具有一定喜剧性格色彩的形象，着实增加了剧作的吸引力。从他颇具喜感的出场便能看出，这个“自己富了，不忍心看着别人受穷的”葛掌柜，在回乡办厂这件事上多少有些不自量力。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仗义的性格和善良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不断遭遇挫折，他自己的生活也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幸而“得道者多助”，在最后一集，所有的矛盾都化解了，连处处与他作对的“敌手”——厂主也在他的感化下走上了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葛掌柜》对城市文化逐步带动、提高农村文化的艰难曲折过程，没有作简单化、概念化的处理。似乎只要主人公物质上致富了，精神上的文明程度也就自然随之提高。其实，这两者未必是对应成正比例发展的。《葛掌柜》中，宝贵、二肉和臭臭等农民致富后，就一度或骗或赌或打架，精神并未随之而自然文明起来。最终葛掌柜以他所感受的城市文明的新鲜空气的反复熏陶，宝贵才开始懂得用自己的劳动收入去买课桌捐赠学校，二肉和臭臭也才开始领悟人生的价值和真挚的爱情。
虽然同为“改革”题材作品，但与《新星》不同，《雪野》并没有正面描写改革中一个领导集团内部各种力量的较量，而是把镜头聚焦于变革大潮激荡下，关东普通农民的心灵波澜。《雪野》的艺术魅力，是令人折服的，它完全超越了经济变革的历史事件的表层，穿透到“人心”中做文章。“办养鸡场”“开大车店”之类的事件，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变革的风雨进程，都被推向后景，镜头所展示的是一部变革中的农民“心史”。
摄制于1986年的7集电视连续剧《雪野》是一部“直面人生，反映变革”的现实主义佳作。它由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辽宁电视台联合录制，获得第七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连续剧一等奖。
《雪野》描写的是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它以严谨的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深化的精神，在荧屏上展现了一幅幅古朴的、充溢着浓郁的关东“土”味的风俗画面，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普通农民形象，描绘了不同个体在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中的心灵轨迹，毫无人为雕琢的痕迹，让观众如临其境，感到“真实质朴、粗犷、深沉、含蓄、清新、淡雅、抒情、平易”。这应该归功于导演的总体把握。《导演阐述》说得很清楚：“时代改革的步伐，促使人们思变：要求改革沉重的生活形态，向往并追求着美好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雪野》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这视角是深层的，它写了改革时代人们心态的变化。这变化关联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直到心灵。”“这个作品好就好在，它写了民风，写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因此，它有真实的艺术魅力。”[9]
看《雪野》，不禁让人联想到当年轰动荧屏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不是两者在内涵上有何勾连。若论内涵，两者根本不可比拟。《雪野》乃是一曲当代中国农民观念更新、走向现代化的悲壮之歌。而《血疑》却有在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旗帜下夹带偷贩封建腐朽的血统意识之嫌。作为电视连续剧，两者都具有极强的欣赏性，这恐怕除了它们都重在“传情”——托尔斯泰所反复强调的艺术的本能就在于“传达感情”外，在剧作结构尤其是制造悬念上确有可比之处。讲得通俗和简洁一些，《血疑》之所以吊人胃口、引人入胜，就在于它集首有呼应、集中有高潮、集末有悬念。它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编剧法，便是在每集中编织一个矛盾，让幸子在矛盾的旋涡中遇险——流血、病发，让光夫或追赶，或焦虑，再让他们的充满人性、人情的父亲施展医术。如是循环往复，竟让我们的观众津津有味地看了几十集。原因何在？就在它一是“传情”——钻了我们的荧屏世界那些年“缺情”的空子；二是演员表演上的真实感人——不像我们彼时荧屏上屡见不鲜的那种虚假矫情的表演；三是编剧法上符合电视连续剧特殊的审美特征。不要小看《血疑》令我们悟出的这几条道理。《雪野》实际上以成功的创作实践，将这几条“化”入了一部谱写当代中国农民的“心史”的作品中，为我国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提供了更加值得珍视的经验。
不过，《雪野》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物的情感纠葛与心灵变化，似乎与社会变革的矛盾交织得不够，这便造成了一种游离之感。这因为作品将“办养鸡场”“开大车店”这样的经济变革事件都推向了后景，观众看见的只是变革事件的结果，而并未看见人物在这种更具有社会内涵的矛盾进程中文化心理演进的轨迹。观众有理由推想：在封建残余意识和守旧僵化意识上的关东农村，作为寡妇的吴秋香，要始而办起养鸡场，继而又携女出走到举目无亲、人地两生的茶间岭新开大车店，谈何容易。这中间，有多少辛酸苦辣，有多少奋斗拼搏，有多少悲怆的情与含泪的笑。艺术家倘能在这种变革矛盾的进程中展现人物的情感跌宕和观念演进，那么，作品的内涵无疑将更加深沉。这是艺术的难途，却是艺术“更上一层楼”的充满希望之途。这并不是要求《雪野》倒退到去写变革事件的过程，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要求艺术家，在更富社会内涵的矛盾中，写好人物的心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影视界，从小说中汲取素材，改编创作影视作品的风气极为盛行。周克芹的长篇小说《徐茂和他的女儿们》曾在影视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风，既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分别将其搬上银幕，又有四川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四姑娘》。
同样，轰动文坛的反映南国经济变革现实的长篇力作《商界》，也引起了影视艺术家们的极大兴趣。珠江电影制片厂由拍摄《乡音》荣获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的中年导演胡炳榴将其搬上银幕，广州电视台初露头角的青年导演成浩将其改编拍摄成同名电视剧。按照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求，一部文学作品既上银幕又上荧屏，是否有必要两家乃至三家同时，这个问题有待讨论。但电影《商界》和电视剧《商界》既已拍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存在，两相比较，两者在艺术上各有千秋，互见长短，而电视剧观众中的覆盖面和渗透力是远优于前者的。既然影视艺术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那么，从观众的接受美学角度看问题，恐怕仅上下两集放映三小时的电影《商界》，在充分展示小说原著所蕴含的复杂社会生活内涵的容量方面，就难免不及长达12集的电视连续剧《商界》那么自然从容。与此相关，在视听语言的叙事层面的清晰度与流畅性上，电影《商界》也势必逊色于电视连续剧《商界》。而这，恰恰决定着影视艺术作品在观众中的覆盖面和渗透力。
不可否认，《商界》仍是一部成功地展现经济变革的力作。成浩在电视连续剧《商界》中表现了出色地运用视听语言对复杂的、变幻莫测的生活形态进行叙事的功力。应当说，原著《商界》以出色的文学语言，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南国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发生深刻变革的一幅《清明上河图》：人物众多，情节复杂，色彩斑斓。要将其成功地、有条不紊地搬上荧屏，实非易事。但成浩却能遵循电视连续剧特有的审美规律，从小说以文学语言搭起的纷繁交错的结构框架中，梳理出“国营穗光公司”“东喜（集团）公司”“银河（个体）公司”分别与“银行信贷部”的关系纠葛这三条线索，并围绕着这三条线索的主要人物张汉池夫妇、廖祖泉夫妇、曾广荣夫妇和罗康泰夫妇，以他们的命运沉浮故事，运用电视剧语言重新建构12集电视连续剧的框架。这样，除第一集以大手笔的气势，“高容量、多信息、快节奏”地展现了三家公司在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的雏形外，其余各集基本上以描写一家公司与“银行信贷部”及其他公司的关系纠葛为主，展示这家公司的主要人物命运演变的轨迹。唯其如此，形成了开篇气势吸引人，各集集首有呼应、每集中间起高潮、每集结束留悬念的剧作结构。观众鉴赏起来，便觉得叙事清晰，情节跌宕，审美视线紧紧被人物情感和命运的变迁所钳制。这一点，《商界》在当时荧屏上播出的一批根据当代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中，做的是最好的。譬如，根据路遥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14集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之所以感染力不尽如人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剧作结构上有点悖于电视连续剧特有的审美规律，而未能如《商界》那样做到缜密严谨、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诚然，荧屏上的《商界》以其对当时南国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变革的复杂现实的真实、质朴、动人的描述，吸引了熟悉这种变革现实的人们和对这种生活感到陌生的广大观众，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强的反响。但审美之余，不少观众都提出了如此的思想困惑：《商界》所要肯定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是肯定那位国营穗光公司的总经理张汉池的人生价值吗？不是，他虽然根正苗红，秉性纯朴，憨厚内向，却被历史的误会推到了商品经济大潮的风口浪尖，毫无丝毫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就当上了总经理。在激烈的斗争中，他处处被动、上当、挨整，整天忧心忡忡，陷于难堪、苦恼不能自拔，甚至铤而走险、倒卖客车，最后被“生活好友”兼“商业劲敌——廖祖泉起诉送上了法庭被告席。是肯定东喜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廖祖泉的人生价值吗？也不是，他虽然堪称商界竞争中的强者，多谋善断，化险为夷，很有经济头脑，最后居然还在银根奇紧的情况下，向香港大富豪借来了大笔贷款，准备兴建现代化的大酒店，事业上不可谓不兴旺；但在感情生活上，他却无法摆脱禁锢自己的传统道德伦理标准和残酷的生活现实，不敢也不能去爱真正符合自己爱情价值标准的现代女性梁依云。所以，有评论称他为“只能在事业上竞争，不敢在感情上进取”的“符号”。是肯定银河个体公司经理曾广荣的人生价值吗？更不是，他为了使自己的“皮包公司”骤然致富，既视政策、法律于不顾，又置道德、信誉于脑后，最后理所当然地锒铛入狱，爱情生活上也与那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姑娘陶丽佳演出了一幕难言的悲剧。是肯定银行信贷部主任罗康泰的人生价值吗？也不是。他尽管精通业务，善于周旋，但却在商业大潮中为“钱”“色”所迷。他外出公干，道貌岸然，堂而皇之；回到斗室，却为悍妇所逼，走上了受贿犯罪的道路。他最终死亡的结局是有警示作用的。
既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究竟《商界》所要肯定的价值取向何在呢？事实上，正确判断这部剧的价值取向，需要调整一下观众传统的鉴赏习惯。按照传统的鉴赏习惯，人们总希望作品对其所塑造的各种人物的人生价值做出明确的，或是或非、或褒或贬的审美判断。这样，观众在鉴赏过程中，审美视线才容易顺其所是所褒而生爱，顺其所非所贬而生恨。而《商界》不是如此。一方面，它所描写的20世纪80年代正逢新旧交替的变革，而新旧交错的变革，现实是极其复杂的，它所塑造的变革大潮中遨游的各种人物的文化心理的演变也是极其复杂的。要对如此复杂的时代和复杂的人物，在审美表现上像传统的写法那样做出单向的褒贬评价，显然是不明智的简单化、片面化之举；另一方面，从编导的主观方面看，恐怕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历史阅历所限，也一时难于对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中出现的新事物、新人物做出明晰的审美评价，因为历史自身也常常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让人们看得较为清晰。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连续剧《商界》的编导采用了纪实的手法，贴近生活地把这一伟大变革时期中的南国生活和人物搬上了荧屏，这是很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也许多少年后，后人为了研究这段历史，《商界》还不失为一部形象化的史料。甚至可以说，观众对《商界》的审美，是在困惑中进行的。但正是在这困惑中，人们不难发现隐藏在作品深层的一种价值取向——它既让人们清醒地看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不可遏止，是历史的必然；又启迪人们觉悟到，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纠正那种淡化党的领导、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必须匡正那种主张无条件效仿西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错误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商界》中不少人物的悲剧根源，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