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俄国现实主义演剧传统沃土的培养

“这不是那些流行一时的、可以鄙视或摒弃的传统。不！这是永恒的艺术传统，离开这样的传统，必将走投无路。倘若人们——演员——于青年时代曾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流连忘返过一阵，甚而在那里觅得珍贵的东西，但他们毕竟是要回到更为宝贵的永恒的传统上来的，如果他们不想误入歧途的话。这是俄罗斯戏剧的传统，诚如你们所知道的，这些传统正在消亡，假如现在不及时向青年一代言传身教，它们就可能永远失传了。”^[6]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十周年上的讲话。讲话中的“传统”，正是俄罗斯民族戏剧中最为宝贵的东西，斯氏一生的艺术创作乃至后来体系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形成，都是和这些“传统”息息相关的。

纵观俄国戏剧的历史，其职业演剧的历史并不长。17世纪沙皇米哈伊洛维奇为维护其统治，令一个牧师格列戈利排演取材于《圣经》的《以斯帖》，格列戈利招收了一部分外侨，选拔了一批孩子进行排演。《以斯帖》是俄国宫廷演剧和职业戏剧的起点，而参与演出的外侨和孩子则成为最早活跃在俄国演剧舞台上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受西方戏剧尤其是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演剧艺术呈现僵死的模式化，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民族戏剧。18世纪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升和封建农奴制度的崩溃瓦解，尤其是卫国战争胜利后，民族意识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戏剧家以革命者的姿态，站在戏剧艺术的最前沿。他们摆脱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束缚，以最尖锐的笔触深入生活，真实客观地再现俄国社会环境，同时用生动的艺术创作塑造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对当时俄国戏剧领域里各种唯心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给予致命的打击。他们坚决捍卫文学和戏剧中的优良传统，为世界留下了丰厚的现实主义文化遗产，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也深深影响着日后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体系的形成提供丰厚的沃土。其中，以果戈里为代表的“自然派”坚决反对文艺的消极浪漫主义，在文艺界率先竖起现实主义大旗，《死魂灵》《钦差大臣》都成为现实主义的杰作。普希金在《给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谈到，“在假定情境中的热情与真实和情感的逼真——这便是智慧要求剧作家的东西”，斯氏借用普希金的名言，并发展成为自己体系中的核心原理——演员的规定情境；革命民主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是生活”观点，构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真实缺了生活，生活缺了真实，都不能存在”^[7]的美学体系哲学观，并贯穿体系发展的始终；19世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雅科夫列夫摆脱古典主义演剧的束缚，不单单追求人物的外部形式，还给予人物充足的内心依据，强调角色的生活逻辑，这些为日后斯氏体系的形成提供了角色创作的依据；农奴出身的俄罗斯伟大演员米·谢·史迁普金对斯氏的影响极深，他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演员，更是戏剧思想家。他谈道：“一个演员永远要保持自我的感觉，一个演员绝不能在舞台上凭空创造一个角色，而是应该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把角色创造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史迁普金认为一个演员必须要用他“自己的话”“自己的声音”，这些都必须是从演员内心发出来的，“一个演员如果想要做到单纯和自然，首先就要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觉。”^[8]斯氏日后正是发展了史迁普金的观点，提出了“从自我出发”的重要论述。被誉为“俄罗斯民族戏剧之父”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同样深深影响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对于舞台规范与纪律的论述，如“没有真正的艺术纪律，舞台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而成为毫无意义的消遣”“只有在专家的导演下和演员掌握了熟练的表演技巧下，才能实现舞台纪律”等观点深深影响着斯氏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多年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所创办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实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建立“民族剧院”的戏剧理想，剧院的创作纲领和演出宗旨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观的延续和发展。

可见，斯氏体系的形成仿佛是浓缩的俄罗斯戏剧史，斯氏从俄国优秀的前辈乃至世界优秀的演员如罗西、杜丝、萨尔维尼等人身上吸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和美学营养，始终如一地贯彻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深厚的人道主义与忠实生活的精神贯穿在体系创作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