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的真实性
思想的真实性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所追求的美学原则之一。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到悲剧的“陶冶”作用。“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34]古希腊戏剧大师罗念生先生在翻译这个词时用了“净化”“宣泄”“陶冶”三个词。可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戏剧家便利用戏剧的力量净化人的心灵、宣泄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情操,正如罗念生先生在书中所言:“悲剧的作用不在于陶冶怜悯与恐惧之情,而在于给人以思想教育,加强人们的爱和憎的情感……”[35]
1896年,亚历山大剧院上演契诃夫的《海鸥》,这是《海鸥》第一次首演,却是戏剧史上少有的失败,甚至让契诃夫一度不愿意再写剧本。这次的失败不是作家的失败,而是20世纪初笼罩在俄罗斯演剧体系的失败。一大批灰暗而没落、颓废而消沉的舞台作品充斥着俄国舞台的每个角落,娇声媚气、多愁善感、矫揉造作的表演习惯渗入骨髓,侵蚀了演员们的创作天性。为了使表演从“陈规陋习的束缚下摆脱出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连同那个时代伟大的艺术家们致力于舞台艺术的改革,无情地揭露毫无思想的形式主义的假技巧,使得演员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能够脱离以往欧洲历史上演艺者媚俗的陋习,能够真正站在时代的高度、思想的高度、美的高度,洞察戏剧艺术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重塑表演艺术的崇高和尊严。“要让具有纯洁的意图、崇高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感的祭祀式演员、教士式演员大量出现,那时候艺术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36]当1898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海鸥》大获成功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理由相信真正属于俄罗斯民族戏剧的时代来临了。剧院成立后,在剧目的选择中,他把思想性作为第一纲领贯彻在创作中。他在1898年1月的俄罗斯技术协会教育常委会中声明:“‘一切带有虚伪的色彩和邪恶的味道的’将不予以采纳,而‘一切充满了生活的真实和健康情感的’将受到欢迎。”[37]同时在演员培养上,他重视演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告诫演员“热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必须在创作中遵守纪律,奉行集体创作原则,演员作为人民艺术家要勤于钻研专业知识,提高自身修养,同一切劣根性做斗争,不仅在舞台上,在生活中也应是品行高尚的人。晚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致青年艺术大师们》中写道:“我的青年朋友们,要把一切最美好的人类的思想和动机带进艺术殿堂,要在门槛外抖掉生活的尘屑和污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工作就会成为永恒的节日,使人们的心灵高尚纯洁起来。但是,如果你们丢掉了这些高尚的情操,并把所有那些演员的渺小的嫉妒心、播弄是非和其他种种恶习带进艺术殿堂,那这殿堂就要变成人的渺小心灵藏污纳垢的垃圾堆。而结果是永恒的黑暗和愚昧代替了永恒的节日。”[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