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的链条——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

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是斯氏晚年的重大发现。斯氏晚年的形体行动方法正是在贯串行动和最高任务的指引下，形成人物的身体生活线、思想情感线和人物情感逻辑线，最终创作出符合剧本人物的鲜活形象。斯氏曾比喻没有贯串行动和最高任务的体系，如同把阿波罗的塑像打碎，然后将一片片的碎片拿出来给人们欣赏，是不能打动人的。可以说，贯串行动和最高任务是串起斯氏体系元素的一根红线，贯穿体系的始终。他曾告诫读者：“当你们读我的书的时候……你们记着，在我写书的时候，我还不能立即从最高任务和贯串动作开始。作为一个作家，那是我的错误。……在一个剧本中，给你们的是取自生活的一段，而贯串动作象一条路轨一样地‘贯串’着它。沿着路轨的一切都是重要的。一切必须引向并通过贯串动作来达到最高任务。”^[25]贯串行动与最高任务学说，表现了斯氏作为一个艺术家高度的概括、凝练、提纲挈领的能力，把剧本演出、角色创造的整体概念提到了体系的最高点。

（一）贯串行动

斯氏谈道：“贯串动作是心理生活动力意象的线的直接的继续，而这些线是来自从事创作的演员的智慧、意志和情感的。”^[26]如果说最高任务是创作的最终目标，而贯串行动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执行方式和过程，它是由许多具体的相互贯串的一系列动作所组成并完成的。在创作中，演员及角色的行动，应该始终朝着最高任务的方向，将各个单位与任务的行动合乎逻辑并有顺序地完整统一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条不间断的、贯穿整个剧本的线。与贯串行动相联系，斯氏谈到了反贯串行动，即与贯串行动同时进行的一种方向相反的贯串行动，行动总是与反行动一起，两者相互推动和刺激，构成了全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和总的舞台行动意向。

那么如何寻找贯串行动呢？斯氏在排演莫里哀《心病者》时，最初把全剧的贯串行动确定为“我要把病治好”，结果戏没排好，喜剧的味道也没有。直到排演的后期，他才发现，原来确定的贯串行动错了，应改为“我要装病”，这样，整个戏都活了，人物行动有了正确的走向，喜剧的特点展现出来了。为了能够正确地寻找贯串行动，斯氏给贯串行动定义为“是主要人物的基本意向”。它与全剧的主题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研究剧本的主要矛盾冲突，就有可能寻找到主要人物的意向，从而明确全剧的贯串行动。贯串行动不仅对演员理解剧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演员的角色创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斯氏所说：“没有贯串动作，剧本的一切单位和任务，一切规定情境、交流、适应、真实感与信念等等都将一个个凋萎，毫无复苏的希望。贯串动作线就像一根串连零散的珠粒的线似的，把一切元素串连起来，导向总的最高任务。从这时候起，一切就都为最高任务服务了。”^[27]

（二）最高任务

最高任务是剧作家为什么创作该剧本以及演员、导演在二度创作中寻求想要表达的情感的目标。正是这个目标，激发和规定着演员—角色的心理生活的动力和自我感觉诸元素的创作意向，它也决定着整个创作的方向、意义和价值。这里，斯氏提到了“种子”的概念，作家的作品就如同种子长出的植物一样，是由某种思想和情感逐渐成长起来的，演员创造角色的过程也是如此。因此，最高任务是剧作家和演员创作的“种子”，它是整个创作的基础。正如查哈瓦指出：“主题思想主要是属于逻辑的理性范畴的，而最高任务却主要带有情绪和意志的色彩。……最高任务是艺术家内心中最深切的愿望。最高任务是艺术家的思想能动性，是他奔向目的锐进的意向，是他在争取实现他自己无限珍贵的真理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具有的热情。”^[28]可见，在寻找最高任务时，必须加上创作者真实的体验和情感，否则最高任务就成了枯燥的、僵死的概念，必须去寻找演员心灵中的各种反应，才能使最高任务变成活生生的，具有生命的脉搏，充满着人生的一切绚烂的色彩，“演员对角色的态度应该既不失去自己独特的情感，又不脱离作者的意图。……在寻找最高任务时，重要的是要揣摩出作家作品的最高任务，再在自己的心灵中找出对它的反应。”^[29]

谈到最高任务的作用，斯氏认为：“让最高任务尽可能巩固地深入从事创作的演员的心灵之中，深入他的想象、思想、情感和一切元素之中。让最高任务不断地向扮演者提示角色的内心生活和创作的目标。它在演出中应该随时支配着演员，让它帮助演员把感性的注意约束在角色生活的范围内。如果这做得很顺利，那么体验过程就能正常地进行；如果角色的内在目标与作为人的演员的意向在舞台上发生分歧，那就会造成毁灭性的脱节现象。”^[30]可以说，正是原作中的最高任务为演员创作生命之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