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初，西洋音乐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当李叔同发现音乐的潜在功能——“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音乐小杂志·序》）后，便以非凡的勇气立志改变中国的这一落后现状。

为了学习西洋音乐，李叔同于1905年8月东渡日本。迨至1906年9月考入东京美校专业学习西洋绘画，他又在校外师从日本音乐家上真行先生“兼习音乐”。（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回国后，他即在杭州浙一师首开音乐课，连续任教六年，亲自培养了以吴梦非、刘质平、周玲荪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音乐教育家。其音乐教育业绩蔚为大观：“全国为音乐教师者十九皆其薪传；所制一歌一曲，风行海内，推为名作。”为把西洋音乐引入中国，李叔同可谓竭尽心力。曾云：“平生于音乐用力最苦，盖乐律与演奏皆非长期练修无由适度。不若他种艺事之可凭藉天才也。”（夏丐尊《清凉歌集·序》）

李叔同毕生的音乐业绩可概括为：倡导乐歌；最早用五线谱作曲；最先把西洋音乐引入师范音乐课。李叔同敢为人先的业绩，诚如中国台湾音乐家许常惠先生在《近代中国音乐史话》中所作评价：乃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创举。正是由于李叔同的开拓，“中国音乐界才有了刘质平、唐学咏，才有了黄自等人的出现，才有了今天新音乐的局面”。何况他又是引入西洋美术、西洋戏剧的先驱者，因而李叔同当为中国西洋艺术的“先驱者、开拓者、播种者”——“中国近代艺术之父”。

李叔同的音乐作品主要配合音乐教学，可惜所作器乐曲（如钢琴奏鸣曲等）未能留下曲谱。目前所见主要是教学歌曲（乐歌），包括选曲填词、选曲配词与作词作曲三类。由于歌曲仅保留于浙一师音乐课讲义，未能及时汇集出版，因此历经战乱，留下的也多为选曲填词、选曲配词的歌曲。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可这决不能抹去李叔同歌曲的影响和地位。例如，1905年他任教沪学会补习科乐歌课，试用中国民间曲调［老六板］配词之《祖国歌》，由于“曲调合乎中国人的胃口，具有中国的民族性”，由于歌词唱出了中华民族腾飞世界的壮志——“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当年曾传遍沪上，并被“搬上全国各地儿童和成人的口头”。（丰子恺《李叔同先生与〈祖国歌〉》）李叔同也由此成为与沈心工齐名的中国乐歌音乐家。再如《送别》一歌，由于词曲贴切，水乳交融，故在海峡两岸历唱不衰：在大陆，它曾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两次选作插曲；在台湾，它已被改编为二部合唱、女声三部合唱、混声四部合唱，在音乐会上经常演唱。有人更嫌原词一段“意犹未尽”，有意“画蛇添足”补写了第二段词。李叔同歌曲之艺术魅力也由此可见一斑！

李叔同的歌曲集中于《国学唱歌集》（1905年上海中新书局）、《音乐小杂志》（1906年东京三光堂）、《中文名歌五十首》（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清凉歌集》（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李叔同歌曲集》（1958年北京音乐出版社）。上述歌集反映了李叔同一生的音乐道路，记录了李叔同在中国音乐启蒙运动中所做的贡献，奠定了李叔同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地位，令人肃然起敬！不足的是，限于历史条件，上述歌集均系汇编。所收歌曲既未一一注明词曲作（配）者，更未一一注明著作（配制）时地，这给读者了解歌曲的内涵与历史背景带来困难，也使歌曲的传播受到影响。本书即在上述基础上起步，加上笔者历年收集到的音乐论述，取名“音乐集”重行纂辑。并针对上述不足，确定本书编辑体例：

一、本书所收李叔同遗作分为“音乐论述”与“歌曲”两部分，均以时间先后为序，即系年系月系日逐次编纂。凡同一时间发表或出版者，则以原出版物排列之先后辑入。

二、本书所收作品，遵循李叔同生前嘱咐：“传布著作，宁缺勿滥。”（弘一《致尤玄父信》）所收歌曲，均经编者考证认定李叔同本人当年曾亲自参与其作，并有出版物佐证者，本书方予收辑；凡李叔同本人未曾直接参与其作，或由后人根据其词作另行选曲配制者（如填词《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护生画》白话诗，以及临终遗偈等），或仅有个人回忆但无出版物佐证者，本书均不予收辑。

三、本书所收论述、歌曲，凡可考查出何年何月何日著作（配制）者，一律写明具体时间，并标明著作地点；凡无法考查出具体著作日期者，则依次归于相关的时限，篇末用按语标明著作时地和所据出版物。凡选词选曲来历有据可查者，尽量注明词曲原作者。

四、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李叔同的生平和作品的历史背景，便于学术界开展研究，本书特辑附录，力求与李叔同遗作一起，组成一部李叔同音乐专题文献。

本书在纂辑过程中，承蒙李叔同再传弟子——金石书画音乐家钱君匋先生、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乙先生（二胡演奏家闵慧芬业师）等社会各方人士热情鼓励、悉力相助，钱先生还为本书题签、写序，借此深致谢忱。愿《李叔同音乐集》能为传播李叔同音乐、推动李叔同研究发挥点滴铺路作用。

秦启明

于苏州梅巷新村“二一庐”

1990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