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48岁

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日）　移居杭州吴山常寂光寺方便闭关。函请堵申甫担任护法：“每月来此一二次，代为购物料理琐事。”2月25日，李叔同函复堵申浦允任护法信云：“若来寺中，可告朽人函请。乞先访延定巷马居士，有佛书信扎等，悉乞带来。”

3月17日　就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主席、旧师蔡元培在杭州青年会发表演说，宣布整顿僧众事，“出家僧众未能满意”，致函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蔡元培、经子渊、马彝初、朱少卿、宣钟华等公开信，建议该会聘请太虚法师、弘伞法师“为委员，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凡一切规划，皆与仁等商酌而行”。诸如“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新派），应如何尽力提倡？对于山林办道之一派（旧派），对于应赴一派（专作经忏者），应如何尹加取缔”等，“皆乞仔细斟酌，妥为办理”。

3月下旬　国民革命军北伐杭州。激进派高唱“灭佛驱僧”之议：欲毁佛像，收回寺院，勒令僧尼婚配，还俗回家。即致函护法堵申甫云：“余为护持三宝，定明日出关。”附列名单，约请有关人士到常寂光寺会谈。会谈前，李叔同分发“预写佛号”，人手一纸。会谈开始，李叔同自顾念佛，不发一言。与会者凝视着手中佛号，回顾佛教对中国社会发展之贡献，终于明白书者良苦用心，并为自己的意气用事感到愧疚。比如，“最激烈”的宣中华君（1898—1927，浙江诸暨人。毕业于浙一师初师部。为李叔同学生，时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出而叹云：“时方严寒，何来浃背之汗耶？”杭州激进派“灭佛驱僧”之议，从此销声匿迹。（姜丹书《弘一大师小传》）

5月下旬　李圣章受北京中法大学委派，赴巴黎考察归来到达上海。于丰子恺处检阅李叔同存信，便转程杭州常寂光寺会晤三叔父。此行留杭一周。李圣章奉父嘱托，劝说“三叔父还俗回家”。李叔同只答：“当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与家人团聚。”并就出家事未与俞氏商量表示歉意。分手时，李叔同赠手写经书、对联等多种，嘱带回天津俗家留作纪念。（李孟娟《弘一法师的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