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篆刻起源于先秦，发展于隋唐，完善于元明。经过千百年来各派各家的传承创新，已形成融书法与镂刻于一体的传统艺术。李叔同因受徐耀廷影响，少年时代爱好篆刻。
徐耀廷（1857—1946）：原籍河北盐山，世居天津。比李叔同年长23岁。乃兄徐子明为天津书画名家，擅长工笔花鸟，书法、篆刻也很有造诣，兼有海派风致，在津门享有盛誉。徐耀廷自幼从兄读书，受其影响，爱好书画、篆刻。因家居李筱楼家附近，故及成年，便被李筱楼聘任“桐达李”钱铺管账。但仍不弃篆艺。每有余暇，爱在柜房奏刀自尝。李叔同通过一次次观摩，渐渐爱好篆刻，两人也因此结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李叔同17岁启刀。一次与友人柴少文去看关帝会，得柴赠予鸡心石一方，归来便试刻起“饮虹楼”三字，独自琢磨不多时，顺利完工。自审效果不差，于是又乘兴刻印数方，拓印寄交外出东口（今属张家口）办事的徐耀廷。徐看完拓印，发现李叔同有篆刻才能，复信指出刀法成败。为了避免少走弯路，还提议李叔同投师学艺。李叔同接信不久，便拜唐静岩为师学习篆刻。
唐静岩（？—1929）：客居天津的浙籍名士。诗书画印无一不工。篆刻一艺，因有书法相佐，刀法尤见功力，公认有秦汉风度，转折处颇有天发神谶意，有《颐养斋印谱》一卷行世。李叔同自得唐静岩指导，奏刀更勤，几达如痴如醉。如1896年8月曾给在东口办事的徐耀廷写信说：
“弟好图章，刻下现存图章一百块左右。阁下在东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如无有，俟回津时路过京都祈买来亦可，愈多愈好！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支。如有好篆隶帖亦祈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千万别忘！”后又去信再次叮嘱：“弟前托买图章并铁笔二事，千万别忘！”
李叔同师从唐静岩学习篆刻两年。在此期间，李叔同曾刻下大量印章，可惜大多未刻名款。再加上他有“收藏名刻”之好，因此要想从1995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收有555方印章的《李叔同印存》中，分明哪些是李叔同“手作”，哪些是李叔同“收藏名刻”，业已成为国内金石界、学术界难以破解的难题。目前，只能从龚望先生珍藏的《李叔同先生印存》中以管见豹。内中所收139方印，既有天津书画名家所刻，也有当地同辈名士的，表明李叔同之篆刻已达一定水平，所刻各印已获津门书画界认可。这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来说，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天津名士王吟笙曾赋诗记怀：“少即嗜金石，古篆虫书鱼……为我治一印，深情于此寄。”
《李叔同先生印存》所收“桐荫寄馆”“见笑”“天真烂漫”诸印，属上乘之作。作者敢于大胆创造，别出心裁，字形刀法，不落俗套：布局注重虚实有变，笔画注重疏密有致，奏刀注重顿挫起落有变，因而尽管功力稚嫩，但对一个少年作者来说，能取得如此这般成绩，实属罕见。难怪李晋章侄谈到此事时说：‘藉勉于金石之学，不足二十岁即已深入，非凡人所能及。”（李晋章《致林子青信》）
1898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南下上海，仍醉心于篆刻一艺。除奏刀治印以外，还想方设法筹备出版《印谱》，并就此事与徐耀廷写信商议。谓：“鉴《印谱》之事，工程繁杂，今年想又不能凑成矣。然至迟约在明春当定出书。至于《盖印图章》一书，尤须寄津求执事代办。缘沪地实无其人。至其详细，俟斟酌妥善，当再奉闻。”这本《印谱》，也就是几经筹划，终于1900年在上海印行的《李庐印谱》（因居上海城南草堂“李庐”得名）。李叔同在自序中说明：本人篆刻一艺之宗法；《印谱》所收包括本人“所藏名刻”与本人“手作”两部分：
盖规秦抚汉，取益临池，气采为尚，形质次之。而古法蓄积，显见之于挥洒，与譣之于刻画。殊路同归，义固然也。不佞僻处海隅，昧道懵学，结习所在，古欢遂多。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后编，颜曰《李庐印谱》。太仓一粒，无裨学业，而苦心所注，不欲自藐。海内博雅，不弃孤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1914年11月（甲寅九月），李叔同在杭州浙一师任教时，曾接受图工科学生邱志贞（梅白）提议，会同友人、同事柳亚子、姚石子、费龙丁、姚光、周承德、夏丐尊、经亨颐、堵申甫与本校学生邱梅白、杨歧山、翁慕匋、楼启鸿、杨夙鸣、陈兼善等在浙一师成立篆刻社团，取“吉金乐石”之义，颜曰“乐石社”。通过《乐石社简章》。李叔同当选主任。委托杨歧山任会计，邱志贞任书记，杜振瀛、戚继同、陈达夫、翁慕匋任庶务。宣布“社址设杭城后市街清行宫内臧社旧址”。1915年7月（乙卯六月），李叔同为撰《乐石社记》云：
“不佞无似，少耽痂癖，结习所存，古欢未坠。曩以人事，羁迹武林，滥竽师校，同学邱子，年少英发，既耽染翰，尤耆印文。较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兹社，树之风声，颜以‘乐石’。切磋商兑，初限校友。继乃张皇，他山取益。志道既合，声气遂孚。自冬徂春，规模寝备。复假彼故宫，为我社址。而西泠印社诸子，觥觥先进，勿弃葑菲，左提右契，乐观厥成，滋可感也。
不佞昧道懵学，文质靡底。伏念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雅废夷侵，贤者所耻。值猖狂衰靡之秋，结枯槁寂寞之侣，纵未敢自附于国粹之林，倘亦贤乎博亦云尔。爰陈梗概，备观览焉。”
1915年，李叔同曾率领乐石社社员，假杭州西泠印社举行春季大会、秋季大会，展示会员篆刻佳作。乐石社也进入全盛时期，社员猛增至27人。同年9月，因原任书记——图工专修科学生邱志贞毕业离校，李叔同也因兼任南京高师教职辞去主任。乐石社为此召开全体会议，改选经亨颐任社长。综计李叔同主持乐石社两年。编辑期刊有——
《乐石》第一集：甲寅十一月，题签“息翁”；
《乐石》第二集：甲寅十二月，题签“石禅”（经亨颐）；
《乐石》第三集：乙卯一月，题签“申甫”（堵申甫）；
《乐石》第四集：乙卯二月，题签“丏翁”（夏丏尊）；
《乐石》第五集：乙卯三月，题签“骨秋”（陈骨秋）；
《乐石》第六集：乙卯三月，题签“龙丁”（费龙丁）；
《乐石》第七集：乙卯四月，题签‘承德”（周承德）；
《乐石》第八集：乙卯五月，题签“梅白”（邱梅白）；
《乐石社社友小传》：乙卯六月，题签李叔同。
值得一书的是，乐石社成立不久，恰逢西泠印社举办金石书画展览会。李叔同即致函西泠印社叶舟（1866—1948，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杭州），函询可否“特别许可”让乐石社社员免券入场观摩？在随信附寄《乐石社简章》时，李叔同还附寄《哀公传》，申请加盟西泠印社。内云：
“当湖王布衣，旧姓李，入世三十四年。几易其名字四十余，其最著者，曰叔同，曰息霜，曰圹庐老人。富于雅趣，工书，嗜篆刻。少为纨绔子，中年丧母病狂，居恒郁郁有所思。生谥哀公。”
1915年，李叔同加盟西泠印社。通过定期观摩，相互交流，李叔同的篆刻也进入了新的境界，受到印社同仁赞赏。1918年6月入山学佛前，李叔同将历年作印与藏印赠予西泠印社，由该社修筑“印冢”封存立碑。叶舟题记云：“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诸社中。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
李叔同出家后，因一心修道，很少奏刀，但也绝非如许多人所谓“诸艺俱废”。如1922年5月闭关温州庆福寺，李叔同曾将本人私名“大慈”“弘裔”“胜月”“大心凡夫”“僧胤”，刻印白文五方赠予夏丐尊。李叔同在《赠夏丐尊篆刻题记》中说：
“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私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之庆喜！后之学者，览此残砾，将毋笑其积习未改耶！余与丐尊相交久，未甞示其雕技。今斋以供山房清赏。”内“弘裔”一印，疏密得体，刀法犀利工整，在方寸之内构成整体美，显示了作者书法、篆刻、布局三者合一的功力，颇受书印界推崇。
就是在三下南闽后，李叔同也未忘却篆刻旧习。比如1938年秋寓居漳州瑞竹岩时，李叔同曾向马冬涵（1914—1975，名晓清，福建漳州人）写信介绍自己运用椎刀篆刻的心得，总结自己若干年来的篆刻经验：
“刀笔扁尖而平齐若椎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椎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为朽人之创论，未审有当否？”
1985年，杭州西泠印社从当年封存的“印冢”中发掘出李叔同出家前存印九十余方，泉州开元寺所藏李叔同出家后存印亦有四十余方，但两处存印多为俗友门生所刻，其本人所刻为数不多。内以1919年7月所刻“弘一入山一年”，是李叔同出家一年的“纪念之作”，又集中代表了李叔同数十年间的篆刻造诣，最为珍贵，因而被书印界、佛教界珍视。尤为可喜的是，其中之“文涛长寿”“弘一”“佛造像”“南无阿弥陀佛”四印，作为李叔同不同时期之代表作，已被西泠印社收入1986年出版的《西泠印社社员集》。此举表明，李叔同已被列入中国近代篆刻大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