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宿公寓
中学每年总是在12月过数学考试关，上了好几年中学之后，我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我之所以说“表面上”，是因为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书籍、梦想和诗，这些东西蜜蜂似地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骨瘦如柴，带一个铁皮箱子，穿一身必不可少的黑色诗人服，踏进夜车的三等车厢。这列夜车要运行漫长的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圣地亚哥。
这列长长的火车穿过气候各异的许多地区；尽管我乘坐过多次这班夜车，它对我始终有一种异样的魅刀。身披湿漉漉的套头斗篷、带着装满鸡的篮子的农民，沉默寡言的阿劳科人，这就是三等车厢里展现的全幅生活图景。座位底下藏着许多无票乘客。查票员一出现，车厢内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消失了，有的人藏到套头斗篷底下，两位旅客马上在斗篷上假装打牌，使查票员不注意这张临时搭成的桌子。
这时，列车正从布满栎树、南美杉和湿淋淋的木屋的原野，向智利中部的杨树林和落满尘埃的砖砌建筑物飞驰而去。我在首都和外省之间往返旅行过多次，每次离开大森林，离开那母亲般召唤我的林地，我都感到窒息。那些砖房，那些经历丰富的城镇，我觉得仿佛张满了蛛网，一片沉寂。从我那时浪迹城市直到现在，我依然是个生长于恶劣气候和寒林的诗人。
我被人介绍到马鲁里街513号的膳宿公寓。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这个门牌号码。所有的日期，甚至年份，我都会忘记，唯独513这个数字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长久以来，我生怕永远到不了这样的膳宿公寓，生怕不能浪迹在人海茫茫的陌生首都。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我每天坐在阳台上凝望暮色渐渐暗淡下去，凝望飘扬在空中的绿色和猩红的旗帜，凝望市郊几乎要被火红的彩霞焚毁的破败的屋顶。
我在大学生膳宿公寓居住的那几年，过的完全是忍饥挨饿的生活。当时我写得远比以前多，但我的饮食却少得多。那些日子我认识的某些诗人，因为穷，严格限制饮食，从而送了命。我记得其中一个与我同龄的诗人，身材比我高，举止也比我笨拙，他写的精巧的抒情诗洋溢着激情的芬芳，弥漫在听到他的诗的一切地方。他叫罗米欧·穆尔加。
我同这位罗米欧·穆尔加一起，到首都附近的圣贝尔纳多镇去朗诵我们写的诗。在我们登台之前，一切都已处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赏花赛诗会上身穿白衣的金发女王和她的宫女们已经登台，镇上名流已经讲过话，当地稍有名气的乐队正在演奏；可是，等到我上场用世上最哀怨的声调朗诵起自己的诗篇时，一切都变了。群众发出咳嗽声，大声打趣，对我那首忧愁的诗，丝毫不加理会。我一见这帮粗野的家伙作出这样的反应，就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朗诵，把位置让给我的伙伴罗米欧·穆尔加。此情此景是难忘的。那位身高两米、穿着破旧的黑衣的堂吉诃德，用比我更哀怨的声调开始朗诵；全体听众一见这种情况，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的愤怒，便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诗人，滚吧！别来破坏这个欢乐的节日。”
我像软体动物从甲壳里出来那样，离开了马鲁里街的那幢膳宿公寓。我辞别了那个甲壳去认识大海，也就是去认识大千世界。那陌生的大海就是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当我还往返于古老的大学校园和家庭膳宿公寓内住户寥寥无几的房间之间时，这些大街小巷我几乎去也没有去过。
我深知，在这场冒险中，往后我的饥饿会更加严重。膳宿公寓中与我略有点儿乡谊的女士们，有时会发善心帮助我几颗土豆和葱头。但是，我别无办法，因为生活、爱情、荣誉感、解放的要求都在向我发出召唤。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我在教育学院附近的阿圭列斯街，租到了第一个单独的房间。在这条阴沉的街上，有个窗口挂出一张告白：“住房出租”。前面的房间由房东居住，他是个白发苍苍的男人，仪表庄重，生就一双我觉得很怪的眼睛。他爱说话，而且很有口才。他以妇女理发师的职业为生，但他对这个职业并不看重。据他对我说，他更关心的是看不见的世界——阴间。
我从特木科带来的手提箱和大箱子里取出书本和有限的几件衣服，然后躺在床上看书、睡觉，为自己的独立和懒散而感到骄傲。
这所房子没有院子，但有一条走廊，走廊里有许多关着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在观察这所住户很少的房子的各个角落时，发现各处墙上，甚至在厕所里，贴有写着大同小异内容的字条；“你忍着吧！你不可能跟我们联络。你已经去世了。”每个房间、饭厅、走廊和起居室，到处都贴着这一类令人不安的告示。
那是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严寒的冬天。西班牙的殖民活动，给我的祖国留下了不舒适和轻视大自然严酷性的遗产（50年后，当我谈到这一点时，伊利亚·爱伦堡[1]对我说，他从未经受过像智利这样的寒冷，而他却是来自莫斯科冰雪覆盖的大街）。那个冬天遍地是蓝幽幽的冰晶。树木在严寒中瑟瑟发抖。拉着旧马车的马儿，从鼻子里喷出大团大团的水汽。在那所房子里对阴间的不祥提示之间生活，可以说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房东——给妇女做头发的理发师和神秘主义者——用他那双疯狂的眼睛深不可测地盯着我，平静地对我解释道：
“我的妻子查里托4个月前过世了。对死去的人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还会常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看不见。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冷淡他们，让他们不要难过。所以，我给查里托贴了那些条子，使她很容易明白，她现在已经亡故了。”
不过，这位白发苍苍的人倒使我相信，他活得太好了。他开始注意我的出入，限制我的女友来访，偷看我的书籍和信件。每当我不合时宜地走进我的房间时，总会遇见这位神秘主义者在检查我寥寥无几的动产，在翻我很少的几件东西。
在严寒的冬日，我还得辛辛苦苦地到充满敌意的大街小巷，去寻觅可以收留我那受威胁的独立性的新住所。我在不远处的一家洗衣店里找到了这样的住所。一眼便可看出，这里的女房东与外界毫不来往。寒意逼人的院子里有一口密布绿苔的喷水池，池水凝然不动；过了这口喷水池，便是无人照管的花园。住所后面有个房间，天花板很高，窗子开在高高的房门过梁上方，这几个窗子在屋顶和地面之间为我的双眼开阔了视野。我于是在这幢房子和这个房间里住了下来。
我们这些学生诗人过的是一种古怪的生活。我保持着外省习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每天写几首时兴的诗，还要一杯接一杯地喝自己泡的茶。不过，在我的房间和我居住的那条街之外，当时作家们所描述的乱纷纷的生活，自有其特殊的魅力。这群作家不常到咖啡馆，而常到啤酒店和小酒馆去。他们在这些地方谈天说地，还朗诵诗歌，直到清晨。我的学习因而受到了影响。
铁路公司发给我父亲一件灰色粗呢斗篷，供他在天气不好时出勤穿用，但他从来不穿。我穿着从事诗歌创作。有三四位诗人也穿起跟我差不多的二手货呢斗篷。这种服装引起正人君子们的愤怒，其中有些人并不正派。那是探戈舞传入智利的时期，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它的节拍和它那剪刀铰动似的嚓嚓声，它的手风琴伴奏和节奏，还有侵扰夜生活和我们聚会的那些隐蔽角落的一伙流氓。这类爱跳舞又好寻衅闹事的歹徒，总是找碴反对我们的斗篷和我们的存在。我们这些诗人坚决进行了斗争。
在这段日子里，我意外地得到一位难以忘怀的寡妇的友情，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隐约反映出她对新近亡故的丈夫充满柔情的回忆。她的丈夫是青年小说家，其英俊的仪表颇受称道。他们俩是令人难忘的一对，她的秀发是金色的，身段优美绝伦，眼睛深蓝，身材颀长，身体健美。小说家是被那种叫做“奔马痨”的结核病摧毁的。后来我想到，这位金发伴侣也起了“奔马痨死神”的作用，当时青霉素尚未发现，这位金发伴侣又热情奔放，因而仅仅三两个月就使她那魁伟的丈夫离开了人世。
这位美貌的寡妇还没有为我脱过她那身黑、紫两色丝绸做的暗色衣服，这身衣服把她弄得像是裹在哀伤外壳中的冰果子。这层外壳是一天下午在洗衣店后部我的房间里不知不觉地脱掉的，我得以抚摸并观赏了整个火热的冰果子。当本能的冲动即将达到顶点时，我看到她闭着眼睛在我下面叹息着（也许是啜泣着）喊道：“啊，罗伯托，罗伯托！”（我觉得，这简直是一种礼拜仪式。这个贞洁的女人在举行新典礼之前，正在祈求那位业已消逝的神明。）
可是，尽管我处于情欲旺盛的青春年华，这位寡妇却使我吃不消。她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和她那火热的心，渐渐使我的元气过早受到损伤。这么大剂量的爱情，与营养缺乏是不相适应的；何况我的营养缺乏又变得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