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的几本书
我是怀着强烈的羞怯心情躲进诗歌里去的。当时有一些新的文学流派在圣地亚哥上空翱翔。在马鲁里街513号住所，我的第一本书杀青了。那时候，我一天能写两三首，甚至四五首诗。傍晚太阳下山时，阳台前方每天都展现出一幅图景，对于这样的世间美景，我丝毫也不肯错过。这是日落时色彩纷呈的壮丽景色，霞光万道，形成橙黄和绯红的巨大扇面。我的书中最主要的一篇名曰《马鲁里的晚霞》。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马鲁里是什么，也许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它不过是经常有令人惊叹的霞光照临的一条不起眼的街道。
1923年，我的第一本书——就是那本《晚霞》——出版了。为了支付印刷费，我每天都遇到困难，也获得胜利。我本来就不够用的几件家具，都卖了。父亲郑重送给我的钟——他在钟上画了两面交叉的小旗——很快就送到当铺去；随后送去的，是我那件黑色诗人服。印刷厂老板冷酷无情，印刷终于全部完工，也已装上了封面，他却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行。印刷费不全部付清，一本书也别想拿走。”评论家阿洛内慷慨解囊，拿出他最后的一笔钱，那个印刷厂老板三口两口就把它吞下去了。我扛着我的书走到街上，脚上穿着破皮鞋，欣喜若狂。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来坚持认为，作家的任务既不神秘也不可悲，而是有利于公众的个人任务，至少诗人的任务是如此。与诗歌最相似的东西，是一块面包，或是一个瓷盘，或是满怀柔情地加工过的一段木头，尽管是由笨拙的手操作的。不过，我认为没有一位手艺人在用自己的双手以搏动着梦想的迷惘心情来创作第一个作品时，能像诗人那样具有如此令人陶醉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决不可能再回来。将会有更精致、更美的书出售；这些书中的言词将像葡萄酒那样被注入其他语言的酒杯，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去歌唱，去散发芬芳。但是，这个时刻——散发出第一本书的油墨香和纸的柔情的这个时刻，传送出翅膀飞翔的声音和第一朵花在被征服的高地上开放的声音，在诗人的一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的一首诗——即那首《告别》——仿佛突然从那本稚气的书中脱颖而出，走上自己的路，至今凡我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仍然熟记在心。他们在绝难料到的地方向我朗诵这首诗，或者要求我朗诵。尽管我深感烦恼，我在集会上刚被介绍，就有一位少女高声朗诵起那些令人着迷的诗篇；政府的部长们在接见我时，有时像军人那样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对我朗诵那首诗的开头一段。
以后几年在西班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对我说起他那首《不忠实的有夫之妇》的诗所遇到的同样情况。人们向加西亚·洛尔卡表达友情的最好证据，就是一再背诵这首极受欢迎的优美诗篇。我们的作品竟只有一首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功，对此我们都有一种过敏反应；这是一种健康的，甚而是一种生而有之的感情。读者强加的这种负担，是要诗人固定在唯一的一段时刻里，而创作实际上是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自觉的一种不停转动的轮子，虽然也许略欠清新和自发性。
我已经把《晚霞》抛到了后面。可怕的忐忑不安搅乱了我的诗兴。到南方的短暂旅行，使我恢复了力量。1923年，我得到一次妙不可言的体验。当时我回到特木科老家，时间已过半夜，我在上床之前打开房间的窗子。天空令我眼花缭乱。空中生意盎然，缀满点点繁星。夜色如洗，南方的星群展现在我的头顶。
凝望着繁星、苍穹、宇宙，我不禁陶然心醉。我扑向书桌，像有人口授那样如痴似狂地奋然命笔，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取了好几个标题，最后定名为《热情洋溢的投石手》。我写得十分顺手，有如在自己的水域里畅游。
次日，我满怀喜悦地阅读自己夜间写的诗。后来我来到圣地亚哥，阿利里奥·奥亚尔顺[11]这位魔术师惊奇地听了我的这些诗，听后用低沉的声音问我：
“你能肯定，这些诗没有萨瓦特·埃尔卡斯蒂[12]的影响吗？”
“我当然能肯定。这些诗，我是在灵感冲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时我忽然心血来潮，把自己写的诗寄给萨瓦特·埃尔卡斯蒂——一位现在被不公正地忽视的乌拉圭诗人——本人。我在那首诗里看到，我想写一种既蕴含人类又蕴含大自然及其神秘力量的抱负已经实现；我要写的就是一种既摹写宇宙间难解的奥秘，又颂扬人类潜力的史诗。我开始与他鱼雁相通。我继续创作，把作品写得更娴熟，同时我又认真阅读萨瓦特·埃尔卡斯蒂写给我这个完全陌生的青年诗人的书信。
我把那天夜间写的那首诗，寄给远在蒙得维的亚的萨瓦特·埃尔卡斯蒂，问他我的诗里是否有他的诗的影响。他很快就寄来一封珍贵的复信：“我难得读到如此成功、如此美妙的诗，不过我必须告诉您，在您的诗里确实有点儿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东西。”
这是茫茫黑夜里的一道闪光，一道明晰的闪光，我至今仍然感激不尽。这封信我在口袋里揣了许多天，揉搓得碎成破片。许多事情都处在紧要关头，尤其是我长久地沉湎于那天夜间毫无结果的狂乱中；徒然落入繁星的陷阱，徒然让自己的感情去承受南方的暴风雨。我犯了错误。我不该相信灵感，而应当让理性指引我沿着狭窄的小径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我必须学会谦虚。我撕碎了许多原稿，又走上了别的歧途。整整过了10年之后，新近完成的这些诗才重新出现，出版问世。
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那封信打掉了我经常想写一首力所不及的诗的抱负，关上了我决不可能遵循的运用浮夸词藻、减弱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能力的大门。我在追求自己更加朴实无华的特色，追求自己独有的和谐境界的同时，动手写作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二十首情诗》就是这一追求的成果。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书里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好苦的情欲，还交织着我国南方那使人不知所措的大自然。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刺心的忧伤中展现了生的欢乐。因佩里亚尔河及其河口帮助我写就这本书。《二十首情诗》是有关圣地亚哥及其有大学生走动的街道、大学校园和分享着爱情的忍冬花香味的浪漫曲。
有关圣地亚哥的段落，是在埃乔伦街和西班牙林荫道之间的街道上，以及师范学院的旧楼内写的，但它的全景始终是南方的江河湖海和森林。《绝望的歌》中的码头，就是卡拉韦河上和下因佩里亚尔河上的那些旧码头；码头的破木板和圆木有如被宽阔的河流撞击的残肢；在河口，过去和现在都能不断地听见海鸥翅膀的扇动声。
在一只从一艘不知名的遇难船上来的、被弃置的狭长小艇上，我读完一整本《胡安·克里斯托瓦尔[13]传》，还写了那首《绝望的歌》。在我头顶上，天空蓝得我从未见过的那样刺眼。我在那只藏身于大地的小艇上写作；我认为，以前我从没有像那几天那么高远和深沉。上面是难以猜透的蓝天，手中是《胡安·克里斯托瓦尔传》和我那首诗中刚刚写下的诗句，近处是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于我诗中的一切——大海从远处传来的喧闹声，野鸟的啼鸣，像永不枯萎的黑莓那样的、永不枯竭的炽热的爱。
不断有人问我，《二十首情诗》中的女子是谁，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在这本既忧伤又炽热的诗中交替出现的两三位女子，我们可以说相当于玛丽索尔和玛丽松布拉[14]。玛丽索尔是迷人的外省爱神，有夜里闪现的点点繁星和特木科湿漉漉的天空般阴沉的眼睛，几乎所有的篇页里都能见到她的欢乐和明丽的形象，围绕着她的是港口的水域和露在山峦上的半规明月。玛丽松布拉是首都的女大学生，是灰色贝雷帽，是极度温柔的眼睛，是用情不专的大学生爱情忍冬花所散发的持久香气，是在城市隐蔽地点热情幽会后的肉体的宁静。
这时，智利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智利的人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在学生和作家中寻找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领袖——精力充沛、善于蛊惑人心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而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没有用他那火一般的威胁震撼全国。尽管他的身份特殊，他一执掌政权就变成我们美洲传统的统治者。他对之进行过斗争的寡头统治集团，张开血盆大口把他的革命演说一口吞下。全国在极其激烈的对抗中继续挣扎。
同时，一位工人领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非常积极地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创办了9到10份工人报刊。大量涌现的失业问题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动摇。我为《光明杂志》每周写一篇文章。我们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在圣地亚哥街头却遭到警察的殴打。成千上万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来到首都。示威游行和随之而来的镇压，给全国人民的生活抹上一层惨淡的色彩。
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我的诗中和生活中。在我的诗中，我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我同样不可能把我这个青年诗人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