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
在这段时期之后，我应邀参加在锡兰岛科伦坡（许多年前我在这里生活过）召开的和平大会。这是1957年4月的事。
遇上秘密警察似乎并不危险，然而要是遇上阿根廷的秘密警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事虽然不乏幽默，其后果却难以逆料。
那天夜里，我们刚从智利来，打算继续上路前往几个更遥远的国家；我浑身疲乏，便躺到床上去。我刚刚昏然入睡，就有几个警察闯进房来。他们慢腾腾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搜遍了；他们把书本和杂志收到一起，搜查了衣橱，连内衣都翻遍了。他们在房子尽头发现我们住的房间时，留我住宿的那位阿根廷朋友已经被带走了。
“这人是谁？”他们问。
“我叫巴勃罗·聂鲁达。”我答道。
“他病啦？”他们问我妻子。
“对，他病了，也因为长途旅行太累了。我们今天刚到，明天坐飞机去欧洲。”
“很好，很好。”他们说着走出房间。
过一小时他们回来了，开来一辆救护车。马蒂尔德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他们是奉命行事。不管我是疲倦还是精神饱满，是健康还是有病，是活的还是死的，他们都要把我带走。
那天晚上在下雨。布宜诺斯艾利斯阴沉的天空大雨如注。我感到茫然。庇隆[6]已经倒台；阿兰布鲁将军[7]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专制统治。可是，我却被捕了，既不知道原因和时间，也不知道目的和地点；他们毫无理由，也不管我的疲乏和病痛。4个警察用来抬我下车的担架，在下楼梯、进电梯、穿过走廊时成了棘手的问题。4个抬担架的人吃尽苦头，喘着粗气。为了加重他们的痛苦，马蒂尔德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我的体重是110公斤。我身上穿着绒线衫和大衣，蒙头盖着几条毯子，使他们觉得真有这么重。我像奥索尔诺火山[8]那样的一个庞然大物，躺在阿根廷式民主为我提供的担架上。我想象在我体重下挣扎、出汗的不是那几个抬我的可怜魔鬼，而是来为我抬担架的阿兰布鲁将军本人；这么一想，我就感到自己的静脉炎症状好多了。
我是按入狱的例行手续被收监的，办了犯人登记，个人财物也被收走。他们不许我留下为了免于腻烦而带来的有趣的侦探小说。事实上我根本没时间腻烦。铁栅栏打开又关上；担架穿过一个个院子和一扇扇铁门，在叫门声和上闩声中越来越往监狱的深处走。我突然来到一大群人中间；他们是夜里被抓来的，有两千多人。我被隔离开了，谁也不能靠近我。但是，还是有人在毯子底下和我握手，也有士兵把枪放在一旁，递过纸来要我为他签名。
最后，他们把我关到上面最远处的一间单人牢房去，牢房里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小窗。我很想休息，不断地想入睡。可我睡不了，因为天已破晓，阿根廷犯人发出震耳的嘈杂声，如同观看大河队和河口队比赛时发出的雷鸣般的叫喊声。
几小时后，阿根廷、智利和更多国家的作家们和朋友们发出了声援。警察让我从单人牢房下来，带我到医务室去，还给我衣物，把我释放了。我即将离开监狱时，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向我走来，把一张纸片交给我。那是一首献给我的诗，诗写得很拙劣，如同民间器物那样满是瑕疵和稚拙的构思。我深信，没有几个诗人曾从看守自己的人那里得到过一份用诗表达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