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巴黎大使馆
到我国驻巴黎大使馆上任时，我才发现必须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高昂的代价。我没有多加考虑就接受了这一职务，而让自己再次卷入变化无常的生活中去。在一个平庸而爱撒谎的政府统治了那么多年之后，代表一个胜利的人民政府的想法，使我甚感愉快。在我内心深处，能以新的显要身份走进智利大使馆那幢房子，也许是更吸引我的东西，因为过去我在这幢房子里安排西班牙共和派移民我国时，忍受过种种凌辱。在我之前的每一个大使，都参加过对我的迫害；他们都为诋毁我和伤害我卖过力。现在受迫害者可要坐上迫害者的席位了，要在他的餐桌上吃饭，要在他的床上睡觉，要打开一扇扇窗子，以便让世界上的新鲜空气透入一座旧的大使馆。
让新鲜空气透入是件极难的事。1971年3月的那个夜晚，当我和马蒂尔德来到我们的卧室，躺到某些大使和大使夫人曾平静或痛苦地在上面故去的精美的床上时，房间里令人窒息的装饰风格使我感到刺鼻和扎眼。
这间卧室适于安顿一名武士和他的战马；其空间足够用于喂马和供武士安歇。天花板很高，装饰精美。家具都是些类天鹅绒制品，其色彩模糊得似枯叶，点缀着难看的缘饰；这些家具的风格既显出富丽的迹象，也显出颓废的痕迹。铺的地毯在70年前可能是很美的，现在已经沾染上人踩过的印记而无法抹掉，以及由谈话和死亡相聚的特殊气味。
此外，等候我们的那个紧张不宁的人，除了那间大卧室的供暖之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马蒂尔德和我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外交之夜，冻得浑身都麻木了。第二天晚上，暖气才开始供应，这个设备已经使用了70年，它的过滤器已经不起作用了。陈旧的系统生出的热空气只让碳酸酐通过。我们无权抱怨头天晚上那样的寒冷，我们却为中毒而心悸和痛苦。我们必须打开窗子，让冬日的严寒进入。先前的几个大使也许已经向一名热中于名利的人报了仇，因为此人既没有官场中人的长处，又没有家族的光荣，竟敢跑来取代他们。
我们想，我们该去找一所房子，在那里可以与树叶、水、鸟儿、空气共呼吸。这一想法恐怕会越来越难以摆脱。我们如同为自己的自由而夜不能寐的囚徒，跑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反复寻觅纯净的空气。
对我来说，当大使是件新鲜而又不舒服的事。但是，这一职务含有一种挑战意义。智利已经发生一场革命，一场被人反复分析并引起许多争论的智利式革命。国内外的敌人都磨尖利牙，准备予以摧毁。180年来，贴有不同标签的同类统治者在我国相继登台，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老百姓衣不蔽体，住所之差令人深感屈辱，儿童无学可上、无鞋可穿，监狱和棍棒成为对付贫苦百姓的工具，这一切都一如既往。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呼吸和歌唱了。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新境况感到满意的原因。
智利外交官的任命需参议院认可。智利的右派经常对作为诗人的我唱赞歌，甚至发表向我致敬的演说。他们显然更乐意在我的葬礼上发表这种演说。参议院投票批准我为大使时，以多3票勉强通过。右派成员和某些虚伪的基督徒利用秘密表决方式，投票反对我。
前任那个大使在有壁毯装饰的墙上，在他自己的相片之外，还挂上先前历任大使的相片。除两三人（其中有我们智利的小巴尔扎克——著名的布莱斯特·加纳[7]）之外，可说是令人难忘的精神空虚人物的荟萃。我吩咐把这些鬼怪似的相片拿掉，换上更站得住的人物的形象：5帧为智利提供了国旗、国格和独立的英雄们的版画像；3幅当代人（进步的共和国总统阿吉雷·塞尔达，智利共产党的创建者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以及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相片。这几堵墙现在绝对好多了。
使馆里的秘书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右翼分子，我不知他们想的是什么。百年来反动党派早就占据了国家政府机构。就是一名看门人，如果不是保守派或保皇派，也不会得到任用。至于一直自称在进行“争取自由的革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则显示了类似于旧反动派的贪婪。后来，这种类似使他们转而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路线。
官僚政治这种公共建筑中的群岛，使得到处仍然充斥着右翼的职员、检查员和顾问，仿佛阿连德和人民联盟从来没有在智利取胜，仿佛现在的政府部长都不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要求巴黎大使馆参赞一职，由我的一位朋友、职业外交家和杰出的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充任。他虽然出身于我国最有权势的寡头和反动家庭，却是个无党无派的左翼人士。我最需要的是一名有才智的、熟悉本行并值得我信赖的官员。直到那时，爱德华兹还是驻哈瓦那代办。一些说他在哈瓦那遇到困难的语焉不详的谣言，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知道他是个左翼人士已有多年，因此我认为那种事情对他无伤大雅。
我的新参赞从古巴抵达时心神不安，向我讲了他的事。我的印象是他们双方都对，又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都不对。豪尔赫·爱德华兹渐渐从精神崩溃状态中恢复过来，不再咬指甲，显然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很忠实地协助我工作。在大使馆那两年的艰巨工作中，我的参赞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和官员，他也许是那座大楼里仅有的一位政治上无懈可击的人。
当美国的一家公司企图对智利的铜实行禁运时，全世界掀起了激动的浪潮。不仅报刊和广播、电视对这件事特别关心，绝大多数人民的良知也都再次起而捍卫我们。
法国和荷兰的码头工人拒绝在他们的码头卸铜，以表明他们反对侵犯的行为。这一崇高的姿态震撼了全世界。诸如此类的团结一致的故事，对我们时代的历史的教训，比大学课堂给予的更为丰富有力。
我还想起一些虽然更感动人却更叫人难为情的情况。在禁运的第二天，法国外省小城有位谦逊的女士给我们寄来她积蓄的一张100法郎的钞票，以供保卫智利的铜之用。还有一封热情的支持信，信上有该城全体居民（包括市长、教区牧师、工人、运动员和学生）的签名。
千百位认识和素不相识的朋友从智利给我来信，对我抵抗国际海盗以捍卫我们的铜表示祝贺。我收到一位农村妇女寄来的邮包，包中是一葫芦巴拉圭茶叶、4个鳄梨和6枚青辣椒。
同时，智利出乎意料地受到赞扬，名声大振。我们变成一个现已存在的国家；而以前，我们在众多的不发达国家中丝毫不受注意。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面貌，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敢于否定我们为民族前途而斗争的重要性。
我的祖国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使法国乃至全欧洲激动。群众集会、学生大会、用各种语言出版的书籍，都在研究我们，考察我们，描述我们。我必须抑制每天都想了解一切并想了解更多事情的新闻记者。阿连德总统是一位世界性人物。我们工人阶级的纪律和坚定，是值得钦佩和赞扬的。
对智利的热烈同情，由于把我国铜矿国有化所引发的争端而增强了。处处都有人明白，这在智利新独立的道路上是迈出的巨大一步。人民政府无需任何托词，在为我们的祖国收复铜的时候，就确立了我们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