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西班牙人给带来

可是，生活立刻使我离开黑岛。

有关西班牙移民的惊人消息传到了智利。50多万男人和女人、战士和平民已经越过法国边界。在法国，受到反动势力施加压力的莱昂·布鲁姆[15]政府，把这些西班牙移民成群地赶进集中营，把他们分散送进要塞和监狱，让他们拥挤不堪地生活在萨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地区。

智利政府已经更迭。西班牙人民的兴衰浮沉，已经壮大了智利人民的力量，现在我们才有了一个进步的政府。

这个智利人民阵线政府决定派我去法国，去执行我平生承担过的最崇高的使命，也就是把西班牙人从法国监狱里营救出来，并把他们送往我的祖国。这样，我的诗就会像来自美洲的一盏明灯，在承受他人从未受过的痛苦和做出他人从未表现过的英勇行为的人群中，放射出光芒。这样，在迎接西班牙人的时候，我的诗就会成为来自美洲的物质援助的一部分，去支付一笔久远的债务。

我刚刚做过手术，一条腿打着石膏（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就是如此），几乎是身带病痛地离开我的隐居所，去谒见共和国总统的。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亲切地接见了我。

“对，你把几千名西班牙人给带来。我们有工作给他们做。你把渔夫给带来；你把巴斯克人、卡斯蒂利亚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给带来。”

没过几天，我仍打着石膏就动身赴法国，去把西班牙人接到智利来。

我有具体职务，是负责西班牙移民的领事——委任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毫不含糊地向智利驻巴黎大使介绍了自己的头衔。

在我的祖国，政府和政治形势都已有所不同，然而驻巴黎大使却没有换人。把西班牙人送往智利的可能性使衣着考究的外交官大为光火。他们把我安置在厨房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用各种方法干扰我的工作，连信纸都不肯给我。受伤的战士、律师、作家、失去了诊所的医生、有各种专长的工人——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开始潮水般向使馆大楼的大门口涌来。

他们须不顾一切才能走到我的办公室来，又因为我的办公室在四楼，大使馆的人出了个鬼主意：让电梯停开。许多西班牙人是战争中的伤员和非洲集中营的幸存者，看见他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登上我所在的四楼，我的心都碎了；然而那些凶恶的官员却以我遇到的困难取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