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旅
我忘不了把我们载往马赛的那列火车，它像装舶来水果的筐子，载着农妇、水手等形形色色人物，载着手风琴声和全车每个乘客伴唱的歌声。我们正在奔赴地中海，正在奔赴光明的门户……那时是1927年。马赛具有商业的浪漫精神，而且这一历史悠久的港口，张着由独具诡秘的动荡特点而猛烈摇晃的船帆构成的翅膀，这些把我迷住了。不过，我们搭乘前往新加坡的那艘法国邮轮公司的轮船，却是漂在海上的一片法国领土，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迁移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占领一席之地。在航行途中，船员们发现了我们的打字机和一大堆手稿，就要求我们用打字机替他们打书信。我们打下了船员们口述的不可思议的情书，是写给他们在马赛、波尔多和乡下的未婚妻的。实际上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是，他们信上写的都像是特里斯坦·科比埃尔[15]的诗，全是直率而充满柔情的信。地中海把它的大门、地毯、商人和市场逐渐展现在我们船头。在红海上，吉布提港给我留下印象。那里有阿尔蒂尔·兰波[16]来回走过多次的烤焦的沙地，有挎着水果篮子的雕像般的黑人妇女，有原始居民的贫寒草舍，有被那使人产生幻觉的直晒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咖啡馆里乱糟糟的景象……那里可以喝到加柠檬的冷冻茶水。
重要的是应该去看看夜上海发生的事情。那些令誉不佳的城市，就像居心不良的女人那么诱人。上海朝我们两个世界的乡巴佬、钱不多又有可悲的好奇心的三等旅客，张开了黑夜的大嘴。
我们从一家大型夜总会走进另一家大型夜总会。那是平日的夜晚，夜总会里冷冷清清。宽敞的舞池建造得可供几百头大象跳舞，眼看这些舞池里没人跳舞，未免令人感到沮丧。从昏暗的角落出来几个骨瘦如柴的白俄妇女，打着哈欠要求我们请她们喝香槟酒。我们就这么跑了六七处堕落场所，唯一损失的是我们的时间。
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返回轮船需要走很长的路，需要走过这个港口纵横交错的小巷。我们各坐一辆人力车；我们对这种以人为马的交通工具很不习惯。在1928年，这些中国人不停地拉着小车跑了很远。
那时已经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们的人力车夫小心翼翼地停下车。他们用一块油布把人力车前部仔细挡住，不让一滴雨淋到我们的外国鼻子上。
“多么仔细、周到的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没有白白丢失。”阿尔瓦罗和我各自坐在滚动的座位上这么想。
可是，有一种情况使我不安起来。我被关闭在防护周密的框子里什么也看不见，隔着油布却可以听见拉车人含糊的说话声。接着，另外几双光脚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奔跑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跟他们光脚的脚步声汇成一片。脚步声终于减轻了，说明马路已到了尽头。很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外，正在荒地上前进。
我坐的人力车突然停下；拉车人熟练地解下给我们挡雨的油布。在那荒无人烟的郊区，连轮船的影子都没有。另一辆人力车停在我旁边，阿尔瓦罗茫然地从座位上下来。
“给钱！给钱！”围着我们的七八个人无所顾忌地说了又说。
我的朋友做出往裤袋里找武器的样子，这个动作足以使我们两人的脖颈上各挨了一下。我们仰面摔倒，不过中国人为了使我不致撞伤，在半中间托住我的头，还轻轻地把我放倒在湿漉漉的地上。他们飞快地翻遍我的口袋、衬衫、帽子、鞋子、袜子、领带，熟练得如同杂耍演员。他们搜遍了每一厘米衣服，不给我们留下仅有的一点钱。上海强盗有传统的观念，倒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的文件和护照。
等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我们朝远处看得见的灯光走去。不久我们就遇到几百个夜出活动的中国人，不过他们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人会讲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只是他们都想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而且想方设法把我们领到我们焦切盼望的、天堂般的三等舱去。
我们来到日本。我们等待着的从智利汇来的钱，早该送到领事馆了。在等待期间，我们住宿在横滨的一家水手收容所里。我们睡在破旧的榻榻米上；一块窗玻璃破了，天在下雪，寒气透骨。谁也不理睬我们。一天清晨，日本海岸外有一艘油轮断成两截，收容所里住满了遇难油轮的水手；其中有个巴斯克水手，除了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什么话都不会讲。他对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惊险遭遇：他在一截船身上漂了4天4夜，周围是一片燃烧的石油火海。遇难油轮的水手都得到被单和粮食供应，那个慷慨的巴斯克小伙子成了我们的保护人。
智利总领事——好像不是叫德·拉·马里纳，就是叫德·拉·里维拉——却完全不同，接见我们时显得趾高气扬，尽力要我们明白自己落难者的卑微。他安排不出时间：他必须和由布伯爵夫人共进晚餐；皇室已邀请他去喝茶；或者他正潜心钻研当政的皇朝；还说出“天皇真是再高雅不过的人了”之类的话。
是的，他可没有电话。在横滨何需装电话？打电话来的都只会讲日语。至于我的钱的消息，他的密友银行行长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很遗憾，他得走了，有人在盛大的招待会上等他；再见啦。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们离开领事馆时总是冷得发抖，因为我们的衣服在那次路劫中减少了，身上只穿几件遇难油轮的水手送给我们的破旧绒线衫。最后一天我们才了解到，我们的钱早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汇到横滨。银行给领事先生送过三次通知，而这个自负的傀儡和高高在上的官员，根本不会发现这一类比他身份低很多的小事（每当我在报上看到某些使节被气得发疯的同胞刺杀的消息，总是怀着乡愁想起这个挂勋章的杰出人物）。
当晚我们就到东京最好的咖啡馆——银座的“小乐咖啡馆”去，吃了当时东京最好的东西；此外，忍饥挨饿的一周也使食物更加味美可口。我们在讨人喜欢的日本姑娘令人愉快的陪伴下，为一切受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不近人情的使节怠慢的不幸旅客们，干了好几次杯。
新加坡。我们以为仰光近在咫尺，结果却是苦涩的失望！地图上几毫米的距离，竟变成令人恐惧的深渊。我们还要坐几天船，然而仅有的可以乘坐的班船，已在前一天开往仰光。我们已经没有钱住旅馆和买船票了。新汇来的款子正在仰光等我们。
对了，我的同事——智利驻新加坡领事——准是为了某种需要才存在的吧！曼西利亚先生风风火火地来了。他的笑意逐渐消退，直至完全消失，而化成一脸苦笑。
“我帮不了你们任何忙。你们找外交部去吧！”
我搬出驻外使节要团结的话，但无济于事。此人长着一副冷酷无情的狱吏的脸。他拿起帽子急急朝大门走去，这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念头[17]，便说：
“曼西利亚先生，我不能不举行几个关于我们祖国的讲座，以收费门票筹集旅费。请您给我提供一个场所、一名译员和必要的许可。”
此人脸都白了，说道：
“在新加坡举行关于智利的讲座？我不允许，这是我的权限，除了我，谁也不能在这里谈论智利。”
“别激动，曼西利亚先生。”我答道。“谈论我们遥远祖国的人越多越好。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发火。”
我们终于在这一表面上像是爱国主义的讹诈的荒唐谈判中，达成了谅解。他气得浑身发抖，让我们签了十张收据，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我们点钱时发现，收据上写的是更大的一笔钱。
“那是利息。”他对我们解释道。
（10天之后，我从仰光寄了一张还债的支票给他，不过，当然没付利息。）
轮船抵达仰光，我从甲板上看见高高耸立着瑞光大金塔[18]的巨大漏斗状金顶。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服装使它们的强烈色彩呈现在码头上。一条又宽又脏的河从那里注入马达班湾。这条河在世界所有的河流中有一个最美的名字：伊洛瓦底江[19]。
我在这条河的河边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