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石大草原
1943年年底，我又到圣地亚哥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房子是我分期付款购置的。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在这所树木葱茏的房子里，又过起了艰苦的生活。
我再次寻觅我的祖国的美丽之处——大自然的壮丽，妇女的魅力，我的同伴们的工作，我的同胞们的智慧。这个国家毫无变化。田野和村庄昏昏沉睡，矿区一贫如洗，乡村俱乐部挤满了高雅人士。我必须作出决定。
我的决定使我遭受迫害，也给我带来光荣的时刻。
哪个诗人会对此感到懊悔呢？
我现在来讲讲数年后与我会晤的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2]，他在他的文章中讲得好：“我不是共产党人，但如果我是智利诗人，我就要做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的诗人。你必须不是站在卡迪拉克[3]们一边，就是站在那些没受过教育和没有鞋子穿的人们一边。”
这些没受过教育和没有鞋子穿的人们，在1945年3月4日选举我为参议员。千千万万来自智利最艰苦地区，来自最大的铜矿和硝石矿区的人们投了我的票，这一事实我将永远引以自豪。
在大草原上步行艰苦而费力。那些地区有半个世纪没有下雨了，沙漠赋予矿工们以外貌。他们是些脸色焦黑的汉子；他们的孤独和漫不经心的神情，全部凝聚在他们乌黑的眸子里。从沙漠登上群山，走进每户穷苦人家，了解那些非人的劳动，便可以感到这些与世隔绝、陷于不幸中的汉子把希望托付给你，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责任。但是，我的诗打开了交流的通道，使我有可能作为那些生活艰辛的同胞们永远的兄弟，在他们中间走动并受到款待。
我不记得是在巴黎还是在布拉格，我忽然对当时在那儿的我那些朋友的渊博知识产生了些许怀疑。他们几乎全是作家，其余的是大学生。
“我们谈了一大堆智利的事，”我对他们说，“这可能因为我是智利人。但是，你们真的知道我的十分遥远的国家的什么事情吗？例如，我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大象、小汽车、火车、飞机、自行车、骆驼，还是雪橇？”
他们中大多数一本正经地回答：是大象。
智利没有大象，也没有骆驼。但是我明白，一个从冰封的南极延伸到长期不下雨的盐矿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多么令人困惑不解。作为那一带荒山僻野的居民选出的议员，作为从未戴过硬领和领带的无数硝石矿和铜矿工人的代表，多年来我当然要在那一带人烟稀少的地方奔波。
进入那片平原，面对荒沙，有如登上月球。这一空荡荡的星球般的地方，蕴藏着我国的巨大财富。但是，那种白色肥料和红色矿石都须从那片干旱土地和石山去取得。生活如此艰苦，同时又如此缺乏生活所需的欢愉，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为了保住一棵能开出最平凡的花朵的植物，为了饲养一条狗、一只兔子或一头猪，都要付出无可言喻的代价运来淡水。
我来自共和国的另一端，我降生在拥有大片密林的绿色土地。我有一个充满雨雪的童年。仅仅面对月球般荒凉的沙漠这一事实，使我对自己生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议会中代表那些人，陈述他们的孤立、他们的广袤土地，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光秃秃的土地上没有一棵草，没有一滴水，是一个难以了解的巨大秘密。在河边，在树下，一切事物都会对人类诉说。然而，沙漠是不与人沟通的；我不懂它的语言，也就是不懂它的沉默。
多年以来，各硝石矿公司在南美草原上建立了许多真正的领地、采邑或王国。英国人、德国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入侵者圈占了产地，并在那里标上公司的名字。他们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自己的货币，制止一切集会，查禁政党和人民的报纸。未经特别准许不能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能得到准许的人当然很少。
一天下午，我在玛丽亚·埃莱娜硝石矿公司的机车车辆厂中与工人们交谈。那巨大车间的地面上总是被水、油和酸弄得泥泞不堪。几位陪伴我的工会领导人和我走在一块把我们与泥泞地隔开的大木板上。他们告诉我：“这些大木板曾让我们花费了连续15次罢工、8年的请愿和7个人的生命。”
死亡是出在一次罢工中，当时公司的警察带走了7个罢工领导人。警察们骑在马上，而被绑在一根绳索上的工人们却是跟着步行在荒凉的沙漠上。只用几发子弹就杀害了他们。他们的尸体横卧在沙漠的阳光下和严寒中，直到被他们的伙伴找到并予以安葬。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情况要糟得多。例如1906年在伊塞克，罢工者们从各硝石矿公司进城，直接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因长途跋涉而累得筋疲力尽的数千工人，都聚在学校对过的广场上休息。他们打算第二天上午去找地方长官，呈送他们的请愿书。但是他们永远办不到了。拂晓时，由一名上校率领的军队包围了广场，不声不响地开始杀人。在那场大屠杀中，6000多人倒下了。
1945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有时我觉得灭绝人民的日子又回来了。有一次，我被禁止向工会大厅里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我把他们从大厅中叫出来，在沙漠里开始向他们讲解形势，讲解从冲突中寻求出路的办法。我们大约有200人，我忽然听见发动机的噪音，接着便看见军队的一辆坦克，开到靠近我讲话的地方四五米处。坦克的盖子打开了，从出入口里探出一挺机枪瞄准了我的脑袋。机枪旁站起来一名军官，脸上修饰得很光鲜，但神情十分严峻，我继续谈话时，他就盯着我。这就是全部情况。
那群工人（其中许多人目不识丁）对共产党人的信任，是同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4]在这一沙漠地区开始斗争一起产生的。雷卡瓦伦从一个单纯的工人鼓动者，一个旧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幻影似的高大的人物。他使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工会和联合会。他终于出版了15种以上的报纸，专门用于捍卫他所创建的各种新组织。他筹办这一切时身无分文，所需款项均来自工人们所具有的新觉悟。
我有机会参观过雷卡瓦伦的几处印刷厂，这些厂曾英勇地服务过，而且40年后仍然在工作。其中有几台印刷机曾被警方砸得破损不堪，后来才被仔细地修过。精心焊接过的机器运转如初，但在焊接处仍看得见巨大的疤痕。
在那漫长的旅行途中，我习惯了住在沙漠居民的简陋房屋、小木屋或茅舍里。几乎总有一群举着小旗的人在公司门口等我。然后他们带我去看我留宿的地方。男男女女一整天鱼贯走过我的住处，来诉说他们对劳动条件的不满，诉说他们内心的矛盾。有时他们的怨言在一个外国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滑稽、任性，甚至觉得可笑。例如，茶叶短缺就可能引发一场后果严重的罢工。这么典型的伦敦需求，在如此荒凉的地区是可以理解的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智利人如果一天不喝几次茶，就活不下去。有些光脚的工人苦恼地问我，这种少不了的外国的难喝饮料为什么短缺，还辩解地说出理由：“要是我们不喝茶，我们就头疼得要命。”
在荒凉的土地上和寂寥的天空下，封闭在沉默的大墙之内的人们永远有一种活跃的政治好奇心。他们想知道在南斯拉夫和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关心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变化，关心意大利大罢工的结局，关心战争的传闻，关心遥远地方发生的革命。
在上百次彼此相距遥远的集会上，我总是听到同样的要求：给他们朗诵我的诗。他们往往要求朗诵他们指定的诗。当然，我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全都懂我的某些诗句或许多诗句。当他们在那种绝对沉默和毕恭毕敬的气氛中听我朗诵时，要对此作出判断是困难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学识渊博的傻瓜之一，荷尔德林[5]和马拉梅[6]的不少诗句我是永远也听不懂。然而我确实曾经同样毕恭毕敬地读过他们的诗。
想使吃饭具有节日气氛，那就吃炖鸡——这是大草原上很稀罕的禽类。经常送到我盘中来的往往是我咬不动的肴馔——做好的豚鼠。环境使这种为死于实验室而生的小动物，变成一道受欢迎的菜。
在我住宿过的无数房子里，让我睡的床，总是有两个修道院的特征。床单其白如雪，而且浆得发硬，自己都能支棱起来。床硬得可以和沙漠地面相比。他们不知道床垫，只睡过一些光滑的硬木板。
尽管如此，我还是睡得很香，像个有福气的人。就是同众多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也会毫不费力地进入梦乡。白天总是又干又热，像一团炭火，但沙漠的夜晚却在精致地缀满繁星的穹空下把凉爽扩散开来。
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条美洲大河，又如发源于南方隐秘的山峦深处的一条智利湍流，那浩浩荡荡的河水不停地流向出海口。我的诗不拒绝其水流所能携带的任何东西；它接受激情，发展神秘，还冲开进入人民心中的通道。
我必须去经受痛苦和进行斗争，去爱和歌唱；我分享过世上的胜利和失败，也品尝到了面包和血的滋味。一个诗人还要求什么？一切抉择——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还在我的诗中活着，并且还在发挥作用，因为我是为我的诗而活着，而我的诗也为我的历次斗争提供了营养。我虽然得过许多奖，但那些奖却像采集昙花一现的花粉的蝴蝶那样瞬息即逝，而我获得的一项最高奖（一项受许多人蔑视的奖），实际上却是许多人难以得到的。我通过对美学的艰苦学习和长期探索，通过写作的迷宫，终于成为我的人民的诗人。那就是我所得的奖，它不是那些已被翻译的书和诗，也不是那些写出来用以描述或剖析我的语言的书。在我一生的那个关键时刻，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的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脸脱形，灰尘使他的眼睛发红，他向我伸出粗糙的、上面的胼胝和皱纹形似大草原地图的手，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那就是我所得的奖。一个工人从可怕的大草原上那个坑道中出来，智利的风，夜晚和星星曾多次对他说；“你并不孤独；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那就是我的诗所得到的荣誉。
1945年7月15日，我加入了智利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