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和海螺

穷藏书家有无数感受痛苦的机会。书籍不会从他手中溜走，却会驾着价格的翅膀，像鸟儿那样越过他头顶飞往空中。

但是，经过反复探寻，珍珠出现了。

记得1934年在马德里，当我提议分期付款每月20比塞塔购买价格为100比塞塔的古版贡戈拉著作时，书商加西亚·里科表现的那种惊讶。书价不高，可我没有那么多钱。整整半年里我准时按期付款。这是弗本斯版本。这位17世纪的佛兰德出版家，用无与伦比的漂亮字体印制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名家著作。

我只爱阅读那种版本的克维多著作，其中的十四行诗像铁甲战舰那样摆开作战的阵势。后来，我钻进了法国和英国的大森林般的书肆区，跑遍郊区陡峭崎岖小径般的旧书店，或者大教堂中殿似的大书店。出来时我的双手满是尘污，不过，有时我会得到一件宝藏，至少我会得到自以为发现宝藏的乐趣。

有现金的文学奖，有助于我购得某些贵得出奇的版本。我的藏书室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古本诗集在藏书室里熠熠生辉；由于我对博物学的喜爱，藏书室里到处是色彩鲜明的漂亮的植物学书籍；还有有关鸟、昆虫、鱼的书。我收集到妙不可言的游记，伊瓦拉印制的不可思议的《堂吉诃德》，用精美的博多尼活字印制的八开本但丁著作，甚至经删改供法国王子阅读的印数极少的一部莫里哀作品。

但是，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是我的海螺。海螺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的妙不可言的细瓷，加上多姿多彩的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实用的外壳——使我心旷神怡。

自从古巴软体动物学家堂卡洛斯·德·拉·托雷，把他收藏的最精美的标本赠送给我以后，成千扇海底知识的小门为我打开了。此后，我游遍了世界各大海洋，所到之处我都窥探并寻觅海螺。可是我必须承认，在巴黎这个大海的一道道浪涛间，我发现了更多的海螺。巴黎已经把海洋里的全部珍珠母，都搬到它的博物商店和“跳蚤市场”里去了。

在大都市的马尾藻底下，在破灯泡和旧鞋之间，比伸手到维拉克鲁斯或下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岩石里去，更容易找到外形精美绝伦的彩线榧螺。可以出其不意地捉住一种鲁舍螺伸出像水写成的诗句那样的石英长矛。我从海里拽出壳上缀满珊瑚刺的大牡蛎时，感到眼花缭乱，谁也不能使我摆脱这种激动情绪。更远处，另一种大牡蛎半开半闭，它壳上雪白的刺，如同贡戈拉岩洞里的石笋。

这些猎获物中有几种可能算得上文物。记得在北京博物馆里，主人打开那只存放中国海洋软体动物标本的最神圣的箱子，把仅有的两个奇异宽肩螺的标本之一送给我。我因此才得以珍藏那件不可思议的宝物，大海通过这种珍品，把迄今仍然存在于该地区的庙宇和宝塔的建筑风格赠送给中国。

我花了30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书籍。我的书架上摆着我爱不释手的古版书和其他书籍，其中有克维多、塞万提斯、贡戈拉等作家的作品的初版版本，还有拉弗格[21]、兰波、洛特雷亚蒙等诗人的著作。我觉得，这些书的每一页都留下了我所喜爱的诗人们触摸过的痕迹。我有伊莎贝尔·兰波[22]的手稿。在巴黎，保罗·艾吕雅把伊莎贝尔·兰波写给她母亲的两封信送给我做生日礼物，这两封信是在那位流浪诗人[23]在马赛医院截去一条腿时写的。这可都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芝加哥贪婪的书商垂涎的珍宝。

我在世上走过许多地方，我的藏书因而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一个私人藏书室的规模。有一天，我把花20年时间收集的大量海螺收藏品，和怀着最大的热情从世界各国选购来的我最喜爱的5000册图书，全部赠送出去。我把这些东西赠给我国的大学。它们被当作不同凡俗的礼物接受下来，一位校长还宣读了美好的致词。

任何胸怀坦荡的人大概都会认为，我的这种馈赠，在智利一定会被愉快地接受下来。然而，也有心怀叵测的人。一个官方评论家写了几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强烈抗议我的举动。他狂叫道，何时才能遏止国际共产主义？另一个先生在国会发表激烈演说，反对大学接受我那些极好的今版书和古版书；他威胁要把接受馈赠的国立院校的津贴砍掉。那个评论家和那个国会议员一唱一和，在智利这块小天地的上空，掀起了一股寒流。那位大学校长脸色大变，来回奔走于国会走廊。

从那时起20年已经过去，确实再没有人去观看我的图书和我的海螺了。看来它们都已返回书店和大海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