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中国
开完科伦坡和平大会，我和若热·亚马多[11]及其妻子泽莉亚一起飞越印度。印度的飞机上总是坐满包着鲜艳的缠头布的旅客，而且都带着篮筐。一架飞机似乎装不下这么多人。一大群人在第一个机场下飞机，马上就有另一群人进来坐满他们腾出的坐位。我们必须继续飞到马德拉斯以远的加尔各答去。飞机在热带风暴中颤抖。漆黑的大白天，比夜晚还要黑的黑暗突然笼罩着我们，然后又留给我们一片耀眼的天空。飞机又晃动起来；闪电照亮了突然出现的黑暗。我看见若热·亚马多的脸色如何由白变黄，又由黄变绿。他同时看见，由于萦绕心头的恐惧的影响，我的脸色也发生同样的变化。飞机内下起雨来了。漏进来的大滴雨水，使我想起冬天时我在特木科的家。然而，1万米高空的这些雨滴，一点儿也不能使我感到有趣。有趣的倒是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和尚，他打着雨伞，以东方人特有的安宁继续诵读他那充满古代智慧的经文。
我们平安抵达缅甸的仰光。我曾在居留缅甸的日子里度过我来到世间的30周年，我这个无名之辈在这里写了不少诗。1927年我23岁，这一年我正好在仰光登岸。这是一片酷爱斑斓色彩、语言难懂、热情、迷人的土地。这块殖民地深受统治他们的英国人的剥削和欺凌，但是这个城市却很洁净、明快，大街小巷都洋溢着生活的乐趣，玻璃橱窗里炫耀着殖民地的诱惑。
现在我见到的仰光，却是个半空的城市，玻璃橱窗里空空如也，大街小巷垃圾成堆。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一条艰难的路。人民觉悟、高举起自由旗帜之后，必须在艰难险阻中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深深隐匿在浩浩荡荡的伊洛瓦底江畔和许多座金塔脚下的独立缅甸的历史，我至今都不了解；但是，透过远处大街小巷里的垃圾堆和时强时弱的哀愁，还是可以隐约看出撼动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悲惨事件。往事仿佛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我到处寻找的乔丝·布莉斯，也就是我那首《鳏夫的探戈》诗中的女主人公，毫无踪影。她是死是活，没有人能告诉我。住在同一个街区的我们的邻居，都已不在人间了。
我们现在正从缅甸飞越把它与中国分隔开的一道道山脊。那是田园诗般安谧的一幅简朴景色。飞机从曼德勒起飞后，在水稻田、外形怪异的宝塔、千万株椰枣树、缅甸人进行兄弟相残战争的战场上空飞过，接着就飞进肃穆的中国风景线中去。
我的老朋友诗人艾青，在越过边界后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昆明迎候我们。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乃是这次漫长旅途中又一次提前得到的喜悦。
艾青和胡志明一样，是在东方的殖民压迫下和巴黎的艰苦生活中造就的具有东方古老传统的诗人。这些声音柔和、自然的诗人一旦从监狱出来，就出国成为穷学生和餐馆侍者。他们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在诗中柔情似水，在政治上坚强如钢，都及时回国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昆明公园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时常可以见到敷泥的截除部位，或者像绑着绷带的受伤手臂那样扭曲的树枝。我们被带去看望园丁，他是统治着千奇百怪的花园的居心不良的天才。粗壮的老枞树生长的高度不超过30厘米，我们还看到金桔树，枝头挂满微型桔子，小得像金色的谷粒。
我们还游览过壮美的石林。岩石有的伸长如整根钢针，有的翻腾起伏如凝然不动的海涛。我们知道，这种欣赏奇形怪石的爱好，已有许多世纪之久。古城的广场上装饰着许多外形令人费解的巨石。古代的地方官员要向皇帝进贡时，就派人送去几块这种巨石。这种庞大的贡品由上百名奴隶推着走几千里路，需要数年才能送抵北京。
我觉得中国并不是费解的谜。相反，我甚至在它的冲天革命干劲中也看出它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千百年的国家，永远在形成自己的结构，永远在分成层次。它是一座巨塔，人和神话、武士、农民、神明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进进出出。这里没有任何自然产生的东西，连一个微笑都不是。要是有人想到各处寻找朴拙的民间小艺术品，就是那种不按透视原理制作而又往往接近于奇迹的艺术品，那是白费气力。中国的陶瓷小人、石雕小人、木刻小人，都是按上千年的模式复制的。一切事物都有按同一精美标准进行复制的印记。
我在农村集市上见到一种用细竹条编成的小蝉笼，感到万分惊奇。它妙就妙在按建筑学的准确度把一只笼子安在另一只上方，每只笼子里都装一只捉来的蝉，直至形成一座一米高的城堡。看着那连接竹子的一个个节和竹茎上的嫩绿色，我觉得具有能创造奇迹的天真品格的人民的手，已经恢复了活力。农民们看出我的赞叹之意，不想把那种发出响声的城堡卖给我；他们要把它送给我。在中国腹地，宗教仪式般单调的蝉鸣就这样陪伴我好几周时间。记得只有在童年时代，我才得到过如此难忘的土气礼物。
我们乘坐一艘运载上千名旅客的轮船，开始沿长江旅行。船上旅客都是农民、工人、渔夫——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我们沿着帆桁如织、由千百万的生命、忧虑和梦想横渡而过并划出航迹的大河，朝南京方向航行了好几天。这条大河是中国的主要街道。长江这条非常宽阔和安静的河，有的地方变得很狭窄，行船艰险万分，如同通过巨人的喉咙。两岸高高的峭壁几可摩天，空中不时出现一片白云，像是用毛笔娴熟地抹上去一般；在岩石的疤痕间，有时可以隐约见到一间小屋。
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险难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5年来，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看出的显著变化，随着再次深入这个国家而得到证实。
这种印象开始时是模糊的。在大街小巷，在人们身上，我能看出什么变化呢？唔，我发现蓝色不见了。5年前，在那年的同一个季节里我游览了中国的街道，那里永远挤满朝气蓬勃的人群。但是，当时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穿蓝色工人服——一种用斜纹布或薄棉布做的工人服。我很喜欢这种只有不同的蓝色色调的简便服装。看着无数蓝点穿过大街小巷，是很美的。
现在这种情况变了。发生什么事了？
只不过在这5年里，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穿上用各种颜色，各种花卉、条纹和点的图案印的料子和各种绸缎制作的服装；甚至也可以让千千万万中国男子穿上用其他颜色和质地更好的料子制作的服装。
现在，许多街道已经变成具有中国高雅情趣的精美彩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
沿长江航行时，我发觉了历史悠久的中国画的真实性。在长江，隘道高处一株小塔似的蟠曲的松树，立刻使我想起想象力丰富的古代版画。比长江上的隘道更不真实、更富于幻想色彩、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实不多见；这种隘道高入云霄，令人难以相信，在一处岩石裂缝间显示出非凡人民的年代久远的足迹：五六米宽新种的菜地，或是供人观赏并引人遐想的有5层屋顶的庙宇，在更高处，在光秃秃的
岩顶上，我们仿佛见到古老神话中描述的那种如纱如雾的烟气；那只不过是世上绝顶聪明的极老的微画画家画过无数次的云影和飞鸟的踪迹。一首隽永的诗便产生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色；一首白描的短诗有如鸟的疾飞，又如岩壁间近乎静止地流淌着的河水所发出的银白色闪光。
不过，这种景色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看到在小方格里、在岩石间的小绿点里劳动的人。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中国的大地母亲是广阔而坚硬的。她使人遵守纪律并定形，变成不知疲劳的、细致的、坚韧的劳动工具。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航行长江的整个旅程中，我觉得若热·亚马多显得紧张不安和心情抑郁。船上生活的许多方面使他和他的伴侣泽莉亚感到不快。不过，泽莉亚性情平和，火烧眉毛也不急。
在船上成为违反意愿的享有特权的人物，是引起我们不快的原因之一。船上成百的中国人到处都挤成一团，我们在他们中间却睡在特等舱，吃在专用餐厅，感到很不自在。这位巴西小说家用嘲弄的眼睛看着我，甩出一句诙谐而又冷峭的评论。
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确实把若热·亚马多心灵深处的一根弦给扯断了。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共同度过流亡的岁月，共同的信念和希望永远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不过，我认为我的宗派情绪已经减弱；我的天性和我的祖国的气候条件，使我倾向于去理解他人。若热则相反，始终是坚定的。他的良师益友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曾度过将近15年铁窗生活。诸如此类无法忘却的事实，使他的心肠变硬。尽管我跟若热没有共同看法，我却打心里为他的宗派情绪辩解。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是一股巨浪，把我们革命者全部推到新的处境中去，迫使我们作出新的结论。我们有些人感到，我们从一场又一场严酷的革命所产生的痛苦中得到了再生。我们已经从黑暗和恐怖中得到净化的再生，准备继续踏上掌握真理的征途。
然而，似乎就在那里，就在长江两岸难以置信的隘道之间的那艘轮船上，若热的生活中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已经开始。从此以后，他安静多了，他的态度和言论更是克制多了。我不相信他已失去革命信念，但是他的作品更趋内向，失去了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中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性特点。仿佛他心中的享乐思想骤然挣脱开来，以《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洋溢着声色与欢乐的杰作）为始，陆续写出他的几部最好的作品。
诗人艾青是我们的导游团团长。每天晚上，若热·亚马多、泽莉亚、马蒂尔德、艾青和我，都在一间隔开的餐厅内用餐。席上摆满了金黄和翠绿的蔬菜、糖醋鱼、用特别方法烹制的永远可口的烤鸭和烧鸡。天天吃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饭食，几天下来，我们再爱吃也咽不下了。有一次，我们找机会摆脱如此鲜美的食物，但是我们的主动却是一条艰巨的路，这条路越来越曲折，像那些受折磨的树的一个枝桠。
当时恰巧碰上我的生日；马蒂尔德和泽莉亚计划改变我们的饮食制度，用西餐为我祝寿。那是再俭朴不过的一席寿宴了：用我们的方法烤一只鸡，配上智利式的西红柿、洋葱凉拌菜。两位妇女对这一令人惊奇的事严加保密。她们悄悄告诉了我们的好兄弟艾青。诗人略显不安，回答她们说，他在答复之前须和导游团的成员们商量。
他们的决定出人意料。一个严峻的浪潮刚刚席卷全国[12]；毛泽东已经拒绝对他的祝寿活动。在如此威严的先例面前，我怎么可以为自己祝寿呢？泽莉业和马帝尔德答道，我们想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那一桌食物（其中有我们动都不动的鸡、鸭、鱼），换成按我们的方法用炉子烤的极俭朴的一只鸡。艾青和那些看不见的成员又开了一次会，他们第二天严肃地答复说，我们乘坐的船上没有炉子。泽莉亚和马蒂尔德早已跟厨师说过，她们便对艾青说，他们搞错了，船上一个顶好的炉子已经烧热，正等着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只鸡。艾青眯起眼睛，把目光投向奔流不息的长江水。
那年的7月12日，我的生日那天，餐桌上摆了我们的烤鸡——那场斗争的金黄色礼物。两个西红柿加切碎的洋葱，在一个小盘子里闪闪发亮。稍远处有一张大桌，跟每天一样桌上摆着用亮晶晶的盘子盛的丰盛的中国菜肴。
我在1928年到过香港和上海。当时中国是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棍、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在这两个大都会的银行大楼前面，八九艘灰色装甲舰的出现，暴露了不安全和恐惧，暴露了殖民者的勒索，暴露了一个开始散发死亡臭味的世界的垂死挣扎。得到卑鄙的领事们的准许，中国流氓和马来流氓的海盗船上飘扬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妓院附属于国际公司。在本回忆录的第三章我曾记述，有一次我受到了袭击，他们剥去了我的衣服，抢光了我的钱，把我扔在中国的一条街上。
当我来到革命的中国时，这些记忆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上的纯洁令人惊奇。种种缺陷、小矛盾和不理解，也就是我说过的许多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主要印象是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上雄辩地发生了变化。无数实验在全国各地进行。封建农业正在发生变化。道德气氛如同旋风过后那样透明。
使我与中国革命进程疏远的不是毛泽东。谁能否定毛泽东这个政治人物是伟大的组织者和一个民族的解放者呢？我怎能不受他那壮丽的光环和他那如此富有诗意、如此忧郁、如此古老的纯朴的影响呢？
但是，我在旅行期间看见无数贫苦农民，收工回家没等放下手中的农具，就去向延安那位谦虚的游击队员（现在已变成神）的肖像敬礼。我看见了成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本历书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倾泻出来。
在斯大林事件中，我在个人迷信方面也有我的责任。不过，当时我们都把斯大林看作打败希特勒军队的战胜者，看作世界人道主义的救星。他个人的蜕变是个神秘的过程，迄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在重庆，中国朋友带我到该市的桥上去游览。我一生都爱桥。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使我对桥产生莫大的敬意。他从不把桥叫做桥，那是对它的亵渎。他把桥叫做艺术品，而不许把这个称号授予绘画、雕刻，当然也不许授予我的诗；他只许把这个称号授予桥。他曾经多次带我去观赏智利南部神奇的马列科高架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那是世上最美的一座桥，它伸展在南方群山的万绿丛中，高大，细长，而且纯洁，像一把绷紧琴弦的钢铁小提琴，准备让科伊普伊[13]的风来演奏。横跨长江的那座大桥却是另外一种。它是中国最宏伟的工程建筑，是在苏联工程师参加下完成的。此外，它还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的结果。千百年来，重庆城被河流分隔开，这种隔绝意味着落后、迟缓和孤立。
领我观览大桥的中国朋友的热情，远远超过我的腿脚的承受能力。他们让我登上高塔，又让我爬到桥下低处，去观看奔流了几千年的那条河，今天被这座几公里长的钢铁结构跨越了。一列列火车将从铁轨上奔驰而过；公路上可以骑自行车；这条康庄大道将供人步行。我被如此雄伟的景物压垮了。
晚上，艾青带我们到一家餐馆去吃饭，这是一家极具传统烹饪特色的老字号；我们品尝了樱桃肉、麻辣明笋丝、松花蛋、鱼唇。中国烹饪在其复杂性、惊人的花色品种、离奇的创造、不可思议的形式等方面，都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艾青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一道好菜必须达到的最高标准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极重要。味道必须鲜美，香味必须浓郁，颜色必须鲜艳和谐。艾青说：“我们用餐的这家餐馆又添了一项绝妙的特点：声响。”一个大瓷盘四周摆一圈菜肴，在最后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虾尾浇汁，倒到一块烧红的铁板上，使之发出一种吹笛似的悦耳声音——以同样方式一再重复的一个乐句。
在北京，我们受到丁玲的接见，她是被指派接待若热·亚马多和我的作家协会负责人。我们的老朋友诗人萧三及其德国妻子兼摄影家也在场。一切都显得欢乐愉快。我们在开阔的人工湖的荷花之间泛舟，这个湖本是修造来供末代皇后游乐的。我们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和宝塔。我们在皇族后裔经营的一家世界上最专一的餐馆（它专一得只有一张餐桌）里吃过饭。如同一定会在我们大陆任何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两对南美洲夫妇一同在中国作家之家里饮酒，抽烟，欢笑。
我每天把报纸递给我姓李的年轻译员。我用手指指给他一栏栏费解的中国字，对他说：
“请译给我听！”
他开始用刚学会的西班牙语译出来。他给我念有关农业的社论、毛泽东的游泳壮举、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的议论、军事新闻；但是，刚开始我就厌倦了。
“停！”我对他说。“最好给我念这另外的一栏。”
就这样，有一天当我用手指触及一个痛处时，我吃了一惊。这一栏谈的是一个政治案件，其中指控的就是我每天见面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人仍然是我们的“接待组”成员。看来这个案件早些时候就已发生了，尽管如此，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他们正在受调查的话，也从没有谈到危及他们命运的事。……
我的朋友女小说家丁玲被指控曾与蒋介石的一名士兵有爱情关系。那是发生在大革命以前的事实。她为革命抛弃了情人，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延安开始了英雄年代的万里长征。然而，这对她毫无用处。她被撤掉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被罚在她领导多年的作家协会食堂里像勤杂工那样端饭端菜。但她做勤杂工的活却是那么自豪自尊，后来就给送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公社食堂去劳动。这是我得到的关于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作家、中国文学的头号人物的最后消息。
我不知道萧三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
若热·亚马多已动身回巴西。稍后，我将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