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森特·维多夫罗
杰出的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对待一切事物，总是采取一种恶作剧的态度，他用花样繁多的恶作剧折磨我——寄来一些幼稚的匿名信攻击我，不断指责我剽窃。维多夫罗是源远流长的自我中心偏执狂世系的代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在矛盾重重的生活中作家没有任何地位，于是采取这种自卫方式，在当时是颇具特点的。利己主义强人的处世哲学在美洲的传播，不过是欧洲邓南遮无耻言论的回声。这位意大利作家是个滥用并践踏小资产阶级准则的人，他在美洲掀起信奉救世主的狂热，势如火山喷发。他的追随者中最虚夸、最革命的是巴尔加斯·比拉[40]。
维多夫罗毕生缠着我打耸人听闻的笔墨官司，反而使我更受尊敬，我因此难以责备他。他自封“诗神”，而且认为让我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成为他的奥林波斯山[41]上的一员是不合适的。我从来都不十分清楚那座奥林波斯山上有什么。维多夫罗的一伙人把巴黎的最新花样加以创造，使之超现实化，把它生吞活剥地咽下去。而我大大相形见绌，永远是个土里土气的、半野蛮的外省人。
维多夫罗事实上确是一位有非凡才能的诗人，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成为“超人”。他的恶作剧中具有一种稚气的美。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提出，第一个志愿登月旅行者非他莫属。我能想象出他会向科学家证明，他的头骨的形状和韧性世上无双，最适应宇宙火箭的旅行。
有几则轶闻颇能说明他这个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智利，这时他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却老拿一台生锈的电话机给大家看，还说：
“我亲自从希特勒手中把它夺下来。这就是元首最喜欢的那部电话机。”
有一次，有人让他看一件很平庸的裸体雕刻习作，他说：
“太可怕了！比米开朗琪罗的雕刻还糟。”
1919年发生在巴黎的一件由他担任主角的惊人事件，也值得一提。维多夫罗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列颠之终结》的小册子，书中预言不列颠帝国即将分崩离析。因为没人注意他的预言，他决定躲起来。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智利外交官遭神秘绑架。”几天之后，他直挺挺地躺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英国童子军绑架了我。”他对警察说。“他们把我绑在一处地道的一根柱子上，强迫我喊1000次‘不列颠帝国万岁！’”
说完他又晕了过去。但是，警察检查了他腋下挟着的一个小包，发现包里是维多夫罗本人3天前在巴黎一家豪华商店买的一套新睡衣。一切都被拆穿了。维多夫罗于是失去一位朋友。画家胡安·格里斯[42]曾坚信绑架这件事，而且憎恶帝国主义者欺凌这位智利诗人，他永远不原谅诗人撒的那个谎。
维多夫罗是个水晶似的诗人。他的作品无论在何处都闪耀光彩，而且洋溢着令人入迷的欢乐。他的诗通篇充满他凝聚起来并以充满风趣和智慧的手法加以润色的欧洲光泽。
反复吟诵他的作品时，最使我惊奇的是它的晶莹澄彻。这位诗人极具文学才能，追求一个错综复杂时代的一切时髦式样，决心不理睬大自然的庄严，让不停地歌唱的清泉，让风声和树涛声，让深沉的人类情感，行云流水般都来入诗；尤其是后者，充溢了他的最后几首诗。
从维多夫罗的法国式诗歌的迷人技巧，到他所写的主要诗篇的强大震憾力，我们都能发现他的作品里在嬉戏与烈火之间，在逃避现实与献身之间存在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引人注目，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是完全自觉地进行，发出令人目眩的光彩。
毫无疑问，由于爱好朴实的偏见，我与他的作品产生了距离。我们都认为，比森特·维多夫罗的死敌就是比森特·维多夫罗自己。死神结束了他充满矛盾和难以改变地耽于嬉闹的一生。死神为他难逃一死的生命盖上一片薄纱，却掀开另一片薄纱，永远显露出他那迷人的品质。我曾建议在鲁文·达里奥纪念碑近旁，为他立一座纪念碑。但是，我们的政府为创造者树碑立像颇为吝啬，而在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方面却慷慨大方。
我们不能把维多夫罗看作政治人物，尽管他曾短暂地闯入过革命领域。对待思想问题，他不负责任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不过，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都已化作前尘，如果我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那我们就太轻率了。我们倒是应该说，维多夫罗歌颂十月革命和哀悼列宁去世的诗，是他为唤醒人类所作的重要贡献。
维多夫罗1948年逝世于黑岛附近的卡塔赫纳，当时他刚刚写完几首诗，那是我平生读过的最令人心碎的、最庄严的诗。他逝世前不久，在我的好友兼出版人贡萨洛·洛萨达陪同下，到我黑岛的家来访问过。维多夫罗和我作为诗人、智利人和朋友进行了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