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马》诗刊
我和费德里科、阿尔韦蒂（他就住在我家附近俯临一个树丛——那个《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20]的顶楼上）、雕刻家阿尔韦托（当时已成为抽象派雕刻教师的托莱多面包师）、阿尔托拉吉雷[21]、贝尔加明[22]、伟大诗人路易斯·塞努达[23]、前途无量的诗人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24]以及建筑师路易斯·拉卡萨等人，每天都或是全体合在一处，或是分成几个小组，在这些人家里和咖啡馆里聚会。
我们经常从卡斯特利亚纳林荫道或邮差啤酒店坐车到我在阿圭列斯区的家——鲜花之家去。我们从一辆巨型公共汽车（我的同胞、那位杰出的科塔波斯称之为“低音大号”）的上层下车，分成喧闹的几拨去吃饭、喝酒、唱歌。在这些欢乐的年轻诗友中，我记得有诗人阿图罗·塞拉诺·普拉哈、才华横溢而又举止文雅的画家何塞·卡瓦列罗、从安达卢西亚直奔我家而来的安东尼奥·阿帕里西奥，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有的已经不在那里，有的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友情有如我躯体的一部分或我的心灵本质，是我所迫切需要的。
当年的马德里哟！我和加利西亚女画家马鲁哈·马略一起到贫民区，去寻找出售细茎针茅和席子的店铺，去寻找桶匠街、绳匠街，去寻找西班牙出产的各种干材料——这种材料可以编成绳子，把西班牙的心捆绑起来。西班牙气候干燥，地上又多岩石，太阳直晒着她，晒得平原上直冒火花，用扬起的大片尘土建造起光的城堡。只有西班牙的诗人才是她真正的河流：克维多流淌着涌起黑色浪花的深沉的碧绿河水；卡尔德隆[25]的河里响着铿锵的音节；阿尔亨索拉兄弟的河水清澈透明；贡戈拉[26]是流淌着红宝石的河。
我只见过巴列-因克兰一次。他非常瘦，蓄着奇长的白胡须，我觉得他仿佛是从自己的书页间钻出来的，受到书页挤压，因而有发黄的书页那种颜色。
我是在拉蒙·戈梅斯·德·拉·塞尔纳[27]的庞博咖啡馆的地下室里见到他的，后来又在他家里见过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拉蒙洪亮的嗓音，这嗓音从他在咖啡馆的坐位上引导着谈话、笑声、各种想法和吸烟吐出的烟雾。在我看来，拉蒙是我们这个语种的最伟大作家之一，他像克维多和毕加索那样才华横溢，博洽而又多才多艺。拉蒙的每一页作品，都像留连于物质世界和抽象世界的探索者，而且凡与西班牙有关的事物，除他所知所写之外，从未有人说过。他曾是一个神秘世界的积累者。他亲手改变了语言的句法，在上面留下谁都抹不掉的深深指纹。
我有几次看见堂安东尼奥·马查多身穿黑色的公证人服装坐在咖啡馆里，十分沉默谨慎，神情温和而又严肃，如同西班牙的老树。那位爱说人坏话的胡安。拉蒙·希门尼斯——诗坛的老坏孩子——确实说过，堂安东尼奥这家伙总是弄得到处是烟灰，而且他的口袋里装的尽是烟头。
胡安·拉蒙·希门尼斯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本人让我了解了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的妒忌。随着本世纪黑暗时期的出现，这位诗人的作品发出了璀璨的光芒，所以他是无需妒忌任何人的；他过的是假隐士的生活，从他藏身的地方指责一切他认为挡住他光线的事物。
胡安·拉蒙这个大胡子恶魔，对加西亚。洛尔卡、阿尔韦蒂、豪尔赫·纪廉[28]和佩德罗·萨利纳斯[29]几位年轻人紧追不舍，每天都对这个或那个发射冷箭。他每周都写一些拐弯抹角的评论攻击我，这些文章每逢星期日刊载在《太阳报》上。不过，我选择的是自己活也让人家活的态度。我从未作过任何答复。文学界的那些攻击，我过去没有答复，现在也不答复。
诗人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有一个印刷厂，也有办印刷厂的才干。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告诉我他要出版一本西班牙水平最高、质量最好的精美诗刊。
“只有一个人能主编这个刊物。”他对我说。“这个人就是你。”
我曾经是几个杂志颇有雄才大略的创办人，不过我不是很快就撇下了杂志，就是被杂志所抛弃。1925年，我创办过《梅花牌中的马》这样的杂志。当时我们写作不打标点，我通过乔伊斯[30]描写的街道发现了都柏林。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31]那时候常穿一件高领绒线衫，就那个时代的诗人而言，是个很大胆的行为；他的诗优美而且高洁，似乎他永远都该这样写下去。罗萨梅尔·德尔·巴列[32]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黑，仿佛诗人的衣着就该如此。这两位杰出的诗人是我的积极合作者，我对他们铭记不忘。别的许多人我都忘了。然而，我们的绿马的那一阵奔驰，确实震撼了那个时代。
“好吧，曼诺利托[33]，我答应主编这个杂志。”
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印刷厂厂主，他亲手用优美的博多尼[34]活字丰富了活字字盘。曼努埃尔用自己的诗和勤劳的双手，为诗坛增添了荣誉。他翻译了雪莱[35]为哀悼约翰·济慈[36]之死而作的《阿多尼斯》，而且印制得特别精美。他还印制了佩德罗·德·埃斯皮诺萨[37]的诗集《赫尼尔河的神话》。在那个庄严的印刷厂里，金玉锦绣般的诗篇发出何等璀璨的光辉，而醒目的铅字如同在化铅炉里重新熔铸过一般。
我主编的《绿马》诗刊的头5期在街头出现了，这几期无疑都很精美。看到曼诺利托总是开怀大笑和面带笑意，我很高兴；他捡起铅字放进字盘，然后用脚踩动小小的名片印刷机。有时他用女儿帕洛玛的婴儿车运送已出版的刊物。过路人都赞叹道：
“多好的爸爸！带着这么个孩子走拥挤危险的路！”
这孩子就是诗，它要骑着《绿马》去旅行。刊物上发表了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第一首新长诗，当然还发表了费德里科、塞努达、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好人纪廉的诗。胡安·拉蒙·希门尼斯这位20世纪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每星期日继续向我发冷箭。
拉斐尔·阿尔韦蒂不喜欢这个刊名：
“为什么这匹马成了绿的？应当叫做：红马。”
我没让这匹马换颜色。不过，拉斐尔和我并没有为此闹翻。我们从来不为任何事情争吵。世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具有彩虹的全部颜色的马匹和诗人。
《绿马》第六期堆在比里亚托街的印刷厂里，没有拼版，也没有装订。这一期是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38]（蒙得维的亚的第二个洛特雷亚蒙[39]）专号，还刊载了几篇西班牙诗人写的纪念他的文章，这一切连同它们的美都起不了作用，它流产了，也到不了目的地。这期杂志应在1936年7月19日出版，但是这一天街头到处硝烟弥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做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将军，在非洲驻地发动了反共和国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