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的诗》
在行踪不定的流亡旅程中，我到过一个当时尚不了解的国家，还学会了去热爱它，这就是意大利。在这个国家里，我觉得一切都难以置信。特别是意大利的纯朴：纯朴的橄榄油，纯朴的面包和纯朴的葡萄酒。甚至那位警察……那位警察从不虐待我，但他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我。他是个到处都会碰到的那种警察，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作家们邀请我去朗诵自己的诗。我到处——在大学、在圆形剧场，为热那亚的码头工人，在佛罗伦萨的拉拉纳艺术宫里，在都灵，在威尼斯——真诚地朗诵这些诗。
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朗诵，我感到无限舒畅。我身旁的一个人跟着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把我的诗句复述出来，这种美妙的语言为我的诗增添了光彩，我听了很高兴。但是，警察却非常不喜欢这件事。用西班牙语朗诵，可以通过；可是，译成意大利语则须删节。对和平这个已被“西方”放逐的词的赞颂，尤其是我的诗倾向于人民的斗争，却是很危险的。
选举中人民政党获胜的那些市的政府，都在雄伟的市政府大厅里像欢迎贵宾那样欢迎我。我多次成为荣誉市民；我是米兰市、佛罗伦萨市、热那亚市的荣誉市民。在我的朗诵会之前或之后，市议员们授予我荣誉称号。名流们、贵族们和主教们聚集在大厅里。我喝了一小杯香槟酒，以我遥远的祖国的名义表示感谢。又是拥抱，又是吻手，我终于走下了市政府大厦的台阶。警察就在大街上等我，他们缠住我不放。
在威尼斯发生的事简直就像一部惊险电影。我在礼堂里举行了惯常的朗诵会；我再次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但是，警察却要我离开这个苔丝狄蒙娜[8]出生并遭害的城市。警探们日夜在我下榻的饭店布下暗哨。
我那位浑号“卡洛斯少校”的老朋友维托里奥·维达莱，从的里雅斯特[9]赶来听我朗诵诗。他陪我在河道里游览，从威尼斯平底船上观览灰溜溜的高楼大厦，也感到无限舒畅。至于警察，对我更加纠缠不休；他们往往紧跟在我们背后，相距只有两米远。于是我决定像卡萨诺瓦[10]那样，逃脱想幽禁我的威尼斯。我同维托里奥·维达莱和在威尼斯邂逅的哥斯达黎加作家华金·古铁雷斯[11]一起，在街上飞跑。威尼斯的警察在我们背后猛追，我们很快就上了威尼斯仅有的一条装了摩托的平底船，这条船是共产党员市长的。这条市政府当局的平底船在河道里飞速航行，而另一个当局的人都像鹿一样地跑去找船。他们弄到的是许许多多颇具浪漫情调的划桨船只之一，这种漆成黑色并有描金花饰的船是威尼斯情侣们乘坐的。他们在很远的地方追赶我们，有如鸭子想追上海豚那样毫无希望。
所有这种追踪，一天早上在那不勒斯到了危急关头。警察来到我住的饭店不算太早，因为在那不勒斯没有人赶早上班，警察也不例外。他们借口护照有错，要我同他们去市政府。在那里他们给我一杯速溶咖啡，还通知我必须在当天离开意大利领土。
我对意大利的热爱，帮不了我什么忙。
“一定是搞错了。”我对他们说。
“绝对没错。我们都非常尊敬您，可是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然后拐弯抹角地告诉我，是智利大使要求把我赶走。
火车就在当天下午发车。我那些前来送别的朋友，早已在火车站上了。亲吻，鲜花，呼唤。来了保罗·里奇，阿利卡塔兄弟，还有许多别的人。A rivedercio[12]！再见，再见！
在我乘火车前往罗马的途中，监视我的警察对我殷勤备至。他们把我的手提箱提上火车，安放妥帖。他们替我买来《团结报》和决非右派报纸的当地的《晚报》。他们要求我签名，有的是他们自己要，有的是替他们亲友要。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有礼貌的警察。
“阁下，我们很遗憾。我们都是穷困的一家之长。我们必须服从命令。是令人厌恶的……”
罗马火车站到了，我得在这里转车，以继续前往边境的旅程。我从窗口看见一大群人；还听到叫喊声，看到你推我挤的场面。一大把一大把的鲜花高举在人头形成的河流上向火车涌来。
“巴勃罗！巴勃罗！”
当我走下被严密监视起来的车厢的梯级时，我立刻成为一场惊人的角斗的中心。男女作家们、记者们、议员们，约有上千人，把我从警察手中抢去好几秒钟。警察也冲上来把我从朋友们的手臂里夺回。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看见了几位名人的面孔。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3]及其妻子埃尔萨·莫兰特，她和他同是小说家。著名画家雷纳托·古图索。还有别的诗人；别的画家。《耶稣停留在埃博利》的著名作者卡洛·莱维[14]递给我一束玫瑰花。就在这时，这些花掉到了地上，帽子和雨伞飞起，拳击发出爆炸般的响声。警察处于劣势，我又被朋友们抢去。在这场混战中，我见到十分和蔼可亲的埃尔萨·莫兰特用自己的绸伞打一名警察的头。突然有几辆运行李的手推车经过，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搬运工在警察背上揍了一棍子。这些都是罗马人民对我的支持。这场冲突越来越复杂化，警察们在一边对我说：
“您跟您的朋友们说说吧。请您让他们安静下来……”
群众喊道：
“聂鲁达留在罗马！聂鲁达不要离开意大利！让诗人留下！让智利人留下！奥地利人滚蛋！”（“奥地利人”指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德·加斯贝利[15]。）
打斗了半小时之后，传来了一道上级命令，允许我留在意大利。我的朋友们纷纷拥抱我，吻我，我沉痛地踩着因打斗而撒落在地上的花朵，离开了火车站。
第二天拂晓，我来到有议会豁免权的议员家，是画家托·古图索带我到那里的，他不相信政府的诺言。我在那里收到一封发自卡普里岛的电报，署名的是历史学家欧文·切里奥，我并不认识他。他对于他认为糟蹋并且不尊重意大利传统和文化的做法，表示愤慨。他在电报之末表示，在卡普里为我提供一座别墅，让我在那里住宿。
一切都像一场梦。当我和我的马蒂尔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一起到达卡普里岛的时候，梦幻般的不真实感有增无已。
我们是在冬天夜里到达这座秀丽岛屿的。高峻的白色海岸陌生而又沉默，矗立在夜色中。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会遇到什么事呢？一辆精巧的马车在等我们。马车在夜间阒无一人的街道上不停地往前行驶，所经之处白色的房子寂然无声，小胡同又窄又直。马车终于停下。车夫把我们的手提箱搬进那所也是白色的房子，它似乎是空的。
走进房子，我们看见大壁炉内炉火熊熊。在点燃的枝形烛台的烛光里，站着一位长有头发和胡须、身穿白色衣服、身材很高的男子。他就是半个卡普里岛的所有者、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堂欧文·切里奥。他屹立在阴影里，如同童话中描写的一尊神明爷爷。
他年约90岁，是岛上最有名望的人。
“这座房子归您使用。您在这儿会很安宁的。”
他离开我们好多天，出于礼貌，他在这些日子里没有来找我们，只叫人送来写有一些消息或建议的短简，笔迹工整漂亮，还附有他花园里生长的树叶或花朵。在我们看来，欧文·切里奥代表了意大利那颗宽厚、慷慨和温馨的心。
后来我了解了他的工作，他写的书虽然没有阿克塞尔·蒙特[16]写的那么有名，却比后者更真实。这位年高德劭的切里奥用挖苦的幽默语气一再说道：
“卡普里镇的广场就是上帝的杰作。”
我和马蒂尔德在我们的爱情里蛰居。我们在阿纳卡普里岛上远足。这个被分隔成上千个小果园的小岛有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有关的评论虽嫌过多，却绝对可信。在饱受日晒风吹的岩石之间的干旱土地上，草木繁茂，鲜花怒放，简直是个规模宏大的园林。这个受人喜爱的卡普里岛到处是岩石和小葡萄园，岛上居民谦和、勤劳、朴实，只有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进入这个隐蔽岛屿的人，只有当他的衣服上的旅游标签脱落的时候，才能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当你和那里的事物和人有了共同点，当你认识了那里的车夫和渔夫，当你成为隐蔽、贫困的卡普里岛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哪里有廉价的好葡萄酒，哪里能买到卡普里人食用的橄榄油。
我们在书里读到过的那些离奇的恶行，可能在王宫的高墙内都发生过。可是，我在无边的孤独中，或是世上最纯朴的人们中间，享受到的却是幸福的生活。难忘的时光！我整个早晨都在写作，下午马蒂尔德把我写好的诗用打字机打出来。我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在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地方，我们的爱情越来越浓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分开了。
我在那里完成了一本关于爱情、迷恋和痛苦的书，这就是后来在那不勒斯不署作者姓名出版的《船长的诗》。
这本书是我最有争议的书之一，现在我来说说它的经历。
这本书的封面很久都没有印我的名字，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秘密，好像是我不承认它，又好像是这本书自己不知道谁是它的父亲。和私生子、婚外恋生的孩子一样，《船长的诗》也是一本私生的书。
这本书所收的诗，都是在我流亡欧洲期间在许多地方写的。它1952年在那不勒斯出版，没有署作者名字。这本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马蒂尔德的爱、对智利的怀念和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家乡的强烈感情，可惜它好几个版本的封面上都没有署作者名字。
画家保罗·里奇弄到优质纸张、古老的博多尼活字和从庞贝水瓶上拓下的版画，以供该书第一次印刷之用。保罗怀着兄弟般的热情，还编制了订购者名单。那本精美的书很快就出版了，这一次只印了50册。我们用摆满一桌子的鲜花、海贝肉、清水般透明的葡萄酒（卡普里岛葡萄园的独子），为这件事举行长时间的庆祝会。我们还得到热爱我们并祝贺我们至纯爱情的朋友们的欢呼。
几个多心的批评家提出，出版这本没有署名的书有政治动机。他们说：“党是反对的，党没有批准出版这本书。”但这不是真的。幸运的是，我们的党不反对任何美的表现。
唯一的真相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愿意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子，在我写出最动听的诗歌的岁月里，她是捆住我双手的钢和蜜编成的绳子，是我18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她的温柔结构。这些，也只有这些，才是我怀着深情的、值得尊重的匿名的个人原因。
后来，这本书仍然无姓无名地长大成人，长成为一个私生的勇士。它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它。现在，署上真船长姓名的那些《船长的诗》，已经在康庄大路上——也就是在书店和图书馆——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