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曾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1951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样，也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拉斐尔·阿尔韦蒂。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首途前往中国。登上这种传奇式的列车，就像乘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无非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平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胳膊和腿。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各种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走着。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城市里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和轻蔑地向我谈论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存在过的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个。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那是比利时军械师为波拿巴·拿破仑制作的一支步枪和1650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被雨水打湿的痕迹和血迹。
爱伦堡把那支拿破仑的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把这首诗叫做“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章杂志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后，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告诉我的许多事情，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结局归之于他那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绺绺乱蓬蓬的头发，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而且一脸的惨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重要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的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一天，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的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大声嚷着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得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从盘子里溢出来掉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警察。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他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不停地干他打鸡蛋的活儿。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惊奇了。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让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口，走向车站，走向镇上的大街。
我苦涩地想到，一个喝醉的不幸的印度人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越过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我仅仅零零星星地写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诗，这是我为马蒂尔德[6]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形式发表于那不勒斯[7]。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去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称为通往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独一无二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
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2000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要求科学家们让我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那里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漠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第一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出现才打破它的孤寂，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我确实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还会浑身打颤。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丽名字中的我，更是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如同生活在他们为我构筑的梦幻般的华厦中。我曾经在新加坡的名字中，在撒马尔罕的名字中度过这样的生活，吟味着每一个音节的乐趣。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以使它的音节能在海边我的骨骼上歌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众多人口所获得的最美的稻米收成。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而然地发出的灿然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在鼻子底下可以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的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以崇高的好客之情接待我们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的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几年之后，文化革命把他们全都葬送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授予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的仪式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得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祝酒使你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喝干，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怂恿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全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必，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留下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器，镶满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地看了看它，又赞美了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男女皆宜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发生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国家大事。中国的同志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饭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地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们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15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并且十分坚决地决定，决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火冒三丈。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饭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制度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但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饭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正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忧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
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
“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的生硬言词起了作用。4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500年历史。这是一道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饭店不足3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