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的仇敌
我料想，文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在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美洲大陆的文学界骇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革命的俄国，马雅可夫斯基也被嫉妒他的人逼得走投无路，终于饮弹自尽。
在拉丁美洲，小小的怨恨会愈演愈烈。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有人说，我们这种感情是从破落的、殖民的西班牙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我们在克维多、洛佩[43]和贡戈拉那里往往能见到他们彼此伤害造成的创伤。西班牙黄金时代虽然闪射出神奇的智慧之光，却是个不幸的时代，连王宫周围都有饥馑在徘徊。
近年来，小说在我们这些国家有新的发展。加西亚·马尔克斯[44]、胡安·鲁尔福[45]、巴尔加斯·略萨[46]、萨瓦托[47]、科塔萨尔[48]、卡洛斯·富恩特斯[49]、智利人多诺索[50]等人声名远播，到处都有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他们有些人是和boom[51]的名字同时接受洗礼的。但是也常听人说，他们是自吹自擂的一群。
这些人我差不多全认识，而且发现他们非常健康，十分宽宏大度。我明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有些人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宁静的工作环境，为了远离政治仇恨和不断滋长的妒忌，不得不迁离自己的祖国。他们自愿流亡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在我们美洲的真实与梦想中，他们写的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说不说我本人对这种登峰造极的嫉妒的体验，我一直迟疑不定。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是自我中心，觉得我过于关心个人痛痒。但是，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
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
这些见不得阳光的对手之一的惨死，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种空缺。多年来，凡是我做的事，他都要加以攻击，现在一旦没有了这种攻击，我反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怅然若失之感。
40年的文学迫害是一种异常现象。我乐于开始再现这场一个人反对他自己影子的孤独的战斗，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进去。
由同一个编辑（永远是他）出版的25种杂志，都是用来摧毁我的，硬把形形色色的罪名——背信弃义、诗才枯竭、公开和秘密的恶习、剽窃、耸人听闻的性心理变态——统统安在我身上。还出了一些小册子，而且持久不停地到处散发；还发表了几篇不乏幽默感的专题报道；最后，出版了一整本名为《聂鲁达和我》的过于冗长的书，书中充斥着侮辱和咒骂。
我的对手是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智利诗人，既顽固又拔扈，装腔作势多于内在的实感。这一流具有利己的冷酷心态的作家，正在美洲大量繁殖；他们的粗暴和自满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然而他们的邓南遮血统却是可悲的事实。
在我们不幸的地区，我们这些几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诗人，在酷烈的黎明时分，在酒鬼呕吐的秽物间你争我夺。在这样可悲的环境中，文学界反常地产生了一些恶棍——流浪汉时代幸存的幽灵。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种虚伪的尼采犬儒主义，使我们许多诗人戴上了罪犯的面具。不少人沿着这条捷径，把自己的生活转向犯罪，或转向自我毁灭。
我那位传奇式的对手就是从那种环境中涌现的。他起先力图引诱我，使我服从他的嬉戏规则。这种事情和我小资产阶级的乡土习气格格不入。我不敢也不喜欢靠耍手腕过日子。我们的那位主人公却是擅长投机的专家。他生活在一个不断搬演闹剧的世界上，在这里以扮演恶棍来欺骗自己，这个角色成了他的职业和护身符。
现在该是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了。他名叫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是个强壮、多毛的人，总是极力想用天花乱坠的言词和相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只有十八九岁时，有一次他向我提议，我们一起出版一个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只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他用不同笔调，用散文和韵文，断言我是个有影响力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另一部分由我从各方面赞扬他具有超绝的智慧和无限的才能。一切就这样安排定了。
我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也觉得那个计划太过分了。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劝阻他。他是个很罕见的杂志出版家；他凑集资金以维持自己长期出版小册子的活动的办法，谁见了都会惊叹不已。
他在严寒的偏远外省，草拟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他开列了一份一长串医生、律师、牙科医生、农学家、教授、工程师、公用事业负责人等的很长的名单。我们这位人物因为出版了许多多卷本出版物、杂志、全集、叙事和抒情的小册子而声名远扬，成了世界文化的使者。他往往庄严地把这种声誉全部奉献给他访问的那些无名人物，然后屈尊向他们收取微不足道的几个埃斯库多。在他夸夸其谈面前，受害者仿佛越来越渺小，变得只有一只苍蝇大小。通常德·帕洛特斯把钱装进口袋就走，让苍蝇去为世界文化的伟业尽心尽力。
另外几次，佩里科·德·帕洛特斯自称农业广告专家，建议南方原始森林里的庄园主，编印附有业主和牲畜照片的豪华本庄园专集。看见他穿着马裤和消防员的长统靴、身披舶来的华丽宽袖长外套来到时，那就是一场表演开始了。我们这位人物把恭维和有关不利于对话者的出版物的旁敲侧击的威胁混合在一起，离开庄园时就拿到了几张支票。庄园主们很吝啬，但也很现实，给几个钱就把他打发了。
尼采哲学家、无可救药的写作狂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个文痞加流氓。他在智利的文学生活中是靠吹牛混饭的，许多年里他有一个由一帮向他歌功颂德的可怜虫组成的小朝廷。但是，生活往往毫不留情地使这帮见风使舵的家伙失势。
我这位暴躁的对手的可悲结局——晚年自尽，使我在下笔写这些往事之前踌躇再三。为了顺应时代和地点的要求，我终于写出来了。一条仇恨的巨大山脉横亘在各西班牙语国家的大地上；强烈的妒忌损害了作家的工作。消除这一类毁灭性暴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的丑行一一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名有里贝罗之类加利西亚姓氏的可疑的乌拉圭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文学和政治方面对我本人和我的作品进行攻击，丧心病狂，纠缠不休。此人多年来出版了好几本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小册子，在书中把我千刀万剐。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反聂鲁达的英勇行动，不限于自己掏腰包印制出版物，还花钱进行开销昂贵的旅行，目的在于无情地搞垮我。
这个怪人在牛津大学宣布将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旅行。这个乌拉圭打油诗人一到那儿，就想用他捏造的罪名摧毁我的文学声誉。我接受了牛津的荣誉学位之后，身上还穿着红色长袍，依例喝波尔图葡萄酒时，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嘲弄地议论起他对我的指控。
更加难以置信和更大胆的是这个乌拉圭人1963年的斯德哥尔摩之行。当时谣传我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这家伙遍访了瑞典科学院院士，会见了报界，在电台上断言我是杀害托洛茨基的刺客之一。他力图用这种手段阻挠我得奖。
时间证明此人始终命运不济，无论在牛津还是在斯德哥尔摩，他都可悲地白花了金钱和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