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
智利人民阵线政府把一位代办到达巴黎的消息通知我，使我的生活复杂化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派到大使馆来的新首长，也许能扫清那个旧外交官在西班牙移民工作上给我设置的大量障碍。一个瘦削的年轻人在圣拉扎尔火车站下车，戴着夹鼻眼镜，让人觉得他像个老公务员；年纪大约二十四五岁。他的嗓音尖细，带娘娘腔，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他要把我当作他的首长；还说，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把那些“光荣的战败者”送往智利的伟大任务上当我的助手。我虽然因为得到一个支持工作的新合作者而高兴，可此人让我打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对我大加恭维，而且言过其实，我却觉得他为人有点虚伪。后来我才知道，随着智利人民阵线的胜利，他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由耶稣会组织的哥伦布骑士团成员，摇身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招募人员的高潮期中，这一类人因其智力上的优点而颇具吸引力。阿雷利亚诺·马林写过几出喜剧和若干篇文章，是个学识渊博的讲演人，似乎人们都知道他。
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巴黎每天晚上都可能挨德国人轰炸，各家各户都接到躲避空袭的指示。我天天晚上到塞纳河畔维伦纳镇一幢临河的小房子去，天天早上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那里回大使馆。
在短短的几天里，这个新来的阿雷利亚诺·马林就超过了我，我曾经介绍他认识内格林[16]、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17]和几位西班牙的政党领袖。一周过后，这个新任官员跟这些人亲近得都快要可以称兄道弟了。一些我素不相识的西班牙领袖人物经常出入于他的办公室。他们之间的长谈，对我来说是个秘密。他不时叫我去，有时让我看看他给母亲买的钻石或翡翠，有时则跟我说有关一个风骚的金发女人的私房话；这个女人使他花了不少钱，比在夜总会该花的多得多。我们曾经让阿拉贡夫妇躲在大使馆里，使他们免受反共分子的迫害；阿雷利亚诺·马林马上成为他们——尤其是阿拉贡的夫人埃尔萨——的朋友，对他们关怀备至，还送给他们许多小礼物。这个人心里对埃尔萨·特里奥莱准是存有非分之想，因为她曾在她写的一二部小说里写过他。
尽管我的眼光向来不敏锐，通过这一切也渐渐看出他对奢侈品和金钱的胃口很大。他玩着似地就把一种牌子的小汽车换成另一种牌子的；他还租用豪华房子。那个风骚的金发女人似乎每天还提出些要求来折磨他。
我必须前往布鲁塞尔，去解决一个紧急的移民问题。当离开我下榻的十分简陋的旅馆时，我意外地遇到我那引人注目的合作者——那个风度翩翩的阿雷利亚诺·马林。他大声打着亲切的招呼向我走来，还邀请我当天去吃饭。
我们在他住的饭店里见面，那是布鲁塞尔最昂贵的一家饭店。我们坐的餐桌上摆着兰花。他当然要了鱼子酱和香槟酒。用餐时，我听着东道主大谈特谈他的奢侈的计划、最近几次享乐的旅游和弄到手的珠宝，感到忧心忡忡，一言不发。我像是在听一个有点儿疯癫的暴发户的胡言乱语；不过，他目光锐利，言谈中充满自信，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脑袋发胀。我决定彻底予以解决，把我的忧虑坦率告诉他。我提议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喝咖啡，因为我有话对他说。
我们上楼谈话时，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楼梯口走到他身旁。他用西班牙语让他们等他，说他过几分钟就下来。
一走进他的房间，我就把咖啡放到一旁。我们的谈话很紧张。我对他说：
“我觉得，你走到邪路上去了。你正在变成一个财迷。可能你还太年轻，不懂这一点。不过，我们的政治责任是很重大的。成千移民的命运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不能视同儿戏。你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不过，我倒是想提醒你。有很多人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之后就说：‘没有人劝过我；没有人提醒过我。’你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这就是我的提醒。现在我走了。”
我告辞时看着他。眼泪从他眼里直流到嘴角上。我突然后悔了。我莫不是说得过头了？我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哭了！”
“我是气哭的。”他答道。
我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开了。我返回巴黎，从此没有再见到他。两个等他的人一见我下楼梯，就赶紧上楼到他房间去。
这段公案很久以后在墨西哥才有结局，当时我是智利驻墨西哥领事。一天，我应一个西班牙流亡者团体之邀去吃饭，他们中有两个人认出了我。
“你们是在哪儿认识我的？”我问他们。
“我们就是在布鲁塞尔上楼找您的同胞阿雷利亚诺·马林谈话的那两个人，当时您正从他的房间下楼来。”
“当时出什么事了呢？我一直都很想了解。”我对他们说道。
他们告诉我一件怪事。他们走进阿雷利亚诺·马林的房间时，他哭得像个泪人儿，神经紧张得不得了。他抽抽嗒嗒地对他们说：“我刚刚受到生平最大的一次打击。聂鲁达已经离开这里，去向盖世太保告发你们是危险的西班牙共产党员。我没能说服他推迟几小时。你们逃命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你们把手提箱交给我，我替你们保管，以后再设法送还你们。”
“太蠢了！”我对他们说。“幸亏你们到底还是从德国人的手心里脱险了。”
“可是，那几只箱子里装的是西班牙工人联合会的9万美元。这些手提箱没有还回来，我们连见也没有再见到。”
稍后我才知道，那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曾经带上他的巴黎情妇，到近东去旅游一次，不但时间长，而且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个有层出不穷的要求的风骚的金发女人，终于成了巴黎大学的金发大学女生。
后来有一天，他在智利公开宣告脱离共产党。这家伙在致各报的信中写道：“深刻的思想分歧使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