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可否认，我有过几位杰出的评论家。我指的不是文学界盛宴上的捧场，也不是我无心招致的辱骂。
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些人。除热情的年轻人写的书之外，在论述我的诗的书中，我首先应该提到苏联人列夫·奥斯波瓦特写的那本书。这位青年精通西班牙语，他不满足于研究我的诗中的意义和音响。他还为我的诗画出一幅他的世界里北极光照耀下的未来图景。
一流的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52]出版过一本评论我的诗作的书，书名叫《静止不动的旅行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位博士一点儿不傻。他立刻发现，我喜欢足不出户、不离开祖国、不离开自我地进行旅行。（我收藏的一本很精彩的侦探小说名叫《月亮钻石》，书中有一幅我很喜爱的插图。插图上有一个身上裹着宽袖长外套或带披肩无袖男大衣或长礼服式大衣之类外衣的英国老绅士，坐在壁炉前，一手拿本书，一手拿个烟斗，脚边还有两只打瞌睡的狗。我就是喜欢这样，要永远留在火炉前，靠近大海，坐在两只狗中间，阅读我费尽心力收集到的书，抽着我的烟斗。）
《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与风格》这本阿马多·阿隆索写的书，对许多人是有用的。这本书热情洋溢地在黑暗中探索言语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此外，阿隆索的专著是第一次对一位当代诗人的作品进行的认真研究，使我尤感荣幸。
许多评论家为了研究和分析我的诗，都曾求助于我，其中就有阿马多·阿隆索本人。他提的问题使我发窘，他还刨根问底把我逼上绝境，而当时我每每赶不上他的思路。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都有些许失误。
《大地上的住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一样，写于（或者至少是开始于）超现实主义鼎盛时期之前，不过，其日期是无法确信的。世上的风传播着轻若花粉或坚硬如铅的诗的分子，这种种子落在犁沟里或人的头上，给予万物以春天或战斗的气息，开出鲜花，也产出枪炮。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消除急躁冒进时代的神话，在这个时代里商标比商品更有价值，在这个时代里本质的东西被抛到一旁。但是，作家们更迫切的需要是写出好书。我喜欢美国人惠特曼或苏联人马雅可夫斯基笔下乱纷纷的内战战壕里的“积极的英雄”，我的心中同样也能容纳洛特雷亚蒙的哀伤的英雄，拉弗格的唉声叹气的骑士，夏尔·波德莱尔的消极的士兵。把创作这个苹果分成这样两半时你可要当心，因为也许我们会割伤自己的心，甚至就活不成了。要当心！我们应该要求诗人处身于街头和战斗中，也处身于光明和黑暗中。……
我奉献了我的一切。我曾把我的诗掷向沙场，经常与它一起抛洒热血，遭受极度的痛苦，歌颂我所目睹和经历的光荣时刻。我在某些方面曾受人误解，这并非全是坏事。
一位厄瓜多尔的评论家说过，在我的《葡萄与风》那本诗集里，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原来这位厄瓜多尔人看了我这本书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而另外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同样憎恶《大地上的住所》，认为它太内向，太忧郁。连十分杰出的胡安·马里内略[53]，一度也以原则的名义谴责过我的诗。我认为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都犯了错误。
我偶尔也说过不满《大地上的住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我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忘不了几年前一位圣地亚哥的小伙子在一棵树下自杀，留下一本我写的书，打开在题为《这就是阴影》那首诗的地方。
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住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
我对《葡萄与风》确实有点儿偏爱，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我最受误解的一本书，或者也许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起步走向了世界。这本书里有路上的尘土和河里的流水；这本书里有我本来不认识而是在多次旅行中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我再说一遍，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
在我的全部诗集中，《狂歌集》不是唱得最多，而是跳得最好的一本书。书中爱蹦跳的诗句无视荣誉、礼节、互相保护、法规和责任，以便保护谦恭的不敬。由于它的不恭，倒成了我最贴心的书。由于它的影响，成了我的诗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本。依我看，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具有真理所特有的滋味。
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始初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因为我把一些石头比做鸭子而愤愤然。他曾经规定，鸭子不是写诗的素材，其他小动物也不是。这种文学上的高雅要求竟达到如此轻率的地步。他们企图强制有创造力的文艺家只涉及崇高的题材。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资产阶级要求诗越来越脱离现实。直言不讳的诗人对垂死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危险的。最好诗人要像比森特·维多夫罗所说的那样自认为是个“小上帝”。这种信念或态度对统治阶级是没有妨碍的。诗人就这么忘情地保持着神圣的隔绝状态，对他们无须加以收买，也无须予以镇压。因为诗人已自我收买，将自己判给了天国。同时，地球在它的轨道上颠踬，在它的光辉里颤抖。
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万文盲这块绊脚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当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
书评家往往讨好封建头脑的企业家的想法。例如，1961年我的3本书问世，即《丰功伟绩颂歌》、《智利的石头》、《礼仪之歌》。我国的评论家在一整年时间内，连这几本书的书名都不提一下。
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第一次出版时，智利也没有人敢提它。诗集的出版者到智利版面最多、历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报纸《水星报》编辑部去。他带去一则付费的广告，预告这本书即将问世。但是人家要删去我的名字，才接受这则广告。
“可聂鲁达是这本书的作者呀！”内拉抗议道。
“没关系。”他们答道。
《马丘比丘之巅》不得不以作者为无名氏出现在广告上。150年的历史对这家报纸有什么用？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学会尊重真理，没有学会尊重事实，也没有学会尊重诗。
反对我的消极情绪，有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强烈反映，而是另有原因。我工作了40多年，荣获了几项文学奖，我的书被译成各种最令人惊奇的语言，而我没有一天不受到周围妒忌的人或轻或重的打击。我的房子就是个例子。几年前我买下坐落在黑岛上一个荒凉去处的这所房子，当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用写书的收益来改善它，提高它的舒适水平。我带来了心爱的木雕像，带来了旧船上的船头雕饰，它们长期漂泊之后在我家得到庇护和休息。
但是，有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诗人因为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品所获得的成果而享有体面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是一切作家、音乐家、画家应该得到的。那些不合时代的反动文人时时刻刻要求尊敬歌德，却不让当今的诗人有生活的权利。我有小汽车这件事尤其令他们恼火。在他们看来，小汽车应该是买卖人、投机商、妓院经理、高利贷者和无赖专用的东西。
更加惹他们生气的是，我要把我在黑岛的房子赠给人民，有朝一日工会将在那里开会，矿工和农民要到那里休养。我的诗将报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