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许多年里，我都被提名为候选人，但这种提名都没有什么结果。
到1963年，这件事变得认真起来了。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说，在斯德哥尔摩，我的提名在争论中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候选人中，我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于是，马蒂尔德和我便把保卫家庭的第三号方案付诸实行。我们准备了食物和红葡萄酒，并在黑岛家的旧大门上挂上一把大挂锁。看到这种要过隐居生活的前景，我添了几本西默农的侦探小说。
新闻记者很快就来了，我们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进不了那扇用又漂亮又牢固的大铜锁锁住的大门。他们老虎般地在墙外转来转去。他们打算干什么？对于世界另一边只有瑞典科学院院士参加的争论，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新闻记者们毫不掩饰他们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意图。
在南太平洋沿岸地区，春天已是姗姗来迟。那些孤独的日子使我得以亲近这海边的春天，它虽然迟到，却也为自己孤寂的节日披上了盛装。夏天没下一滴雨，土地是泥灰质的，坚硬而且多石，看不见一丝绿意。冬季里，海风怒吼，掀起巨浪和含盐的浪花，这时大自然显得沉闷哀伤，像是那种可怕力量的牺牲品。
春天开始于一项庞大的黄色工程。无数小黄花覆盖了一切；这种细小、生机盎然的植物铺在山坡上，长满岩石周围，一直推进到海边，还从我们每天走的路当中冒出来，似乎想向我们挑战，向我们证明它的存在。这些花维持它们不显眼的生命已经如此长久，这片贫瘠土地排斥摧残它们，使它们惶惑了如此长久，现在它们都不在乎了，只是满世界黄灿灿地盛开。
后来，淡黄的小花消失，到处又布满了盛开的深紫色花朵。春天的心由黄色转为蓝色，然后又转为红色。这无数不知名的小花是怎样由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呢？风抖落一种颜色，第二天又抖落另一种颜色，像是在荒凉的山冈间更换着春天的国旗，像是不同的共和国在炫耀他们入侵的旗帜。
这时节，海岸上盛开仙人掌花。在远离这个地区的安底斯山山梁上，布满凹纹和尖刺的仙人掌巨人般挺立着，如同一棵棵充满敌意的柱子。海岸上的仙人掌却又小又圆。早先我看见这种仙人掌顶端挤着20个绯红的花苞，仿佛一只手冒出几滴鲜血作为热情的表示。这些花苞后来都开放了。千百棵仙人掌面对翻腾着白色的滚滚泡沫的大海，被怒放的花朵烧得一片火红。
我家那棵老龙舌兰，曾从它内心深处开放出自杀性的花朵。这棵蓝黄相间的植物，高大而且肉质，在我家大门旁已生长了十多年，长得比我还高。这种植物一旦开花便会死去。它曾举起一枝坚挺的绿色长矛，伸高达7米，每隔一段便是干巴巴的花序，上面有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金粉。后来，这棵美洲龙舌兰的大叶片突然全部凋落，枯死了。
在这枝高大的死花近旁，另一种巨大的花生长起来。在我国之外，没有人认识它；它只长在这南极区的海滨。它叫智利普雅树。这种历史悠久的树种，受阿劳科人崇拜。古代的阿劳科人已不存在。鲜血、死亡、时间和后来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写的史诗，结束了一个黏土部落的古老历史，这个部落突然从千百年的酣梦中惊醒，奋起保卫自己被侵略的祖国。当我看见他们的花在几个世纪的色泽暗淡的累累尸骨之上，在血迹斑斑的被遗忘的地层上再次开出花朵，我于是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地的过去总会开花的。只有大地继续存在下去，不改它的本质。
但是，我忘了描述这种花。
这是一种有锯齿尖叶的凤梨科植物。它像一堆绿火在道路上冒出来，像插满神秘的翡翠色宝剑的武器架。不过，从它腰部突兀地长出单独的一朵总状花序的大花，像一朵巨大的、足有一人高的绿玫瑰。这朵孤零零的花由许多小花复合在一起，就像人群聚集成一座座绿色的大教堂，花顶上是金色的花粉，在大海的辉映下闪烁。这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种绿色巨花，是座孤独的海浪纪念碑。
我国的农民和渔夫早就忘记了那些小植物的名字，也忘记了那些至今没有名字的小花。他们渐渐忘记这些花，这些花也慢慢失去自豪感。他们缠结在一起，而且颜色晦暗，如同河流从安第斯山的白雪中带到陌生的沿海地区的那些石头。农民和渔夫，矿工和走私贩，仍然致力于他们的艰难生活，生生不息，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承受着挫折。尚未被发现的土地上的英雄是默默无闻的；事实上，在这种土地上及其歌曲中，闪射光芒的无不是无名者的鲜血和没人知道名字的花朵。
在这些花中，有一种已经挤满了我的房子。这种植物开蓝花，有骄傲的、有光泽的、结实的长茎。茎的顶端有许多淡蓝色和深蓝色的小花在摆动。我不知道，是否全人类都能观赏它那极崇高的蓝色。或许它只向某些人展示？而对蓝色神明不让作此观赏的另一些人，蓝花或许是隐蔽的、看不见的？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幽居独处而心旷神怡，竟至自命超凡脱俗，以为在那无人问津的春光中见到了这蓝色，这蓝的波浪，这蓝的星？
最后，我要谈谈番杏花。不知道别处是否有这种植物，它多得铺天盖地，用它们三角形的手指巴住沙地。春天使这些绿手戴满不常见的紫红指环。番杏花有个希腊名字Aizoaceae。在这迟来的春日，黑岛的胜景就是那遍地的番杏花，它们四处蔓延，如同海潮登陆，如同从大海这绿色的洞穴中喷涌而出，如同远方的海神贮藏在酒窖里的一串串紫红色葡萄的汁液。
恰在这时，无线电向我们宣告，一位希腊的杰出诗人获得了这一著名的文学奖。新闻记者们走了。马蒂尔德和我终于清静了。我们郑重地从旧大门上摘下那把大锁，好让大家像春天那样，照常不叫门、不通报就可以走进我的家。
瑞典大使夫妇当天下午来看我。他们带来一只装了瓶酒和熟食的篮子。他们原以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准备下这一篮子酒食要来祝贺。我们并不伤心，我们为获得该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58]干杯。大使在告别时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报纸肯定要来采访，我对塞菲里斯什么也不知道。您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我也不了解他。”我坦率地答道。
名叫地球的这个行星上的作家，实际上人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说出这种想法的人和否认过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包括在内。
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候选人，都制订行动计划，拟定策略。这倒使一些本该获得这个奖的人得不到了。罗慕洛·加列戈斯[59]就是一例。他的作品既恢宏又严谨。但是，委内瑞拉是个产油国，也就是说是个富国，打算利用这一点为他争得这个奖。该国任命了一位驻瑞典大使，其最高任务乃是为加列戈斯争得这个奖。大使请客吃饭非常慷慨大方；他在斯德哥尔摩当地的印刷厂印刷出版瑞典科学院院士的著作的西班牙语版。这一切大概使那些敏感又谨慎的院士感到太过分了。罗慕洛·加列戈斯决不会知道，一位委内瑞拉大使过分卖力的活动，也许就是使他得不到理应获得的文学荣衔的原因。
在巴黎时，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一件具有残酷幽默感的悲惨故事。这次谈的是保罗·瓦莱里[60]。他的名字传遍法国，报刊上都认为他是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在斯德哥尔摩投票决定得奖人的那天上午，瓦莱里为了缓解即将到来的消息给他造成的紧张不安，一大早就带上手杖和狗，离开在乡间的家。
中午吃午饭时，他远足归来。他一打开大门，就问他的女秘书：
“来过电话了吗？”
“来过，先生。几分钟前，斯德哥尔摩有电话找您。”
“他们说了什么消息？”他说，显然很激动。
“有位瑞典新闻记者想知道您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见。”
瓦莱里本人谈起这个故事，总是用一种嘲弄的口吻。事实上，这么个杰出的诗人，这么个完美的作家，竟始终没有得到这个著名的文学奖。
至于我，应该承认我是很谨慎的。在一位颂扬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智利学者写的书里，我曾读到我那位严肃的女同胞寄往许多地方的大量书信，信中她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但可以看出，她受到本能的驱使，希望早日获得该文学奖。这更加使我欲说还休。自从得知我的名字被当作候选人提出以后（我不知道已被提名多少次了），我决定不到瑞典去了；从我少年时代起，这个国家就迷住我了，当时我同托马斯·拉戈[61]自封为一个名叫哥斯塔·伯林格的被革出教门的牧师和酒鬼的入室弟子。
此外，每年被人提名，而事情却毫无进展，使我感到厌倦。看见我的名字像匹跑马那样出现在每年的比赛名单上，我不免恼怒万分。另一方面，智利人（包括作家和民众）因为被瑞典科学院冷落而感到受了伤害。这一切几乎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所周知，我终于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我正在巴黎，刚刚到那里接任智利大使，当时我的名字又开始在报纸上出现。马蒂尔德和我皱起了眉头。由于习惯了一年一度的失望，我们已经变得没有感觉了。这年10月里的一个晚上，我们使馆的参赞兼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走进我家的饭厅。他生来谨慎，谁知竟提议跟我打个简单的赌：如果我被授予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就要请他和他的妻子到巴黎最好的餐馆去吃顿饭；如果这个奖没有授予我，就由他们来请马蒂尔德和我。
“同意。”我对他说，“我们准能吃上让你破钞的美餐。”
豪尔赫·爱德华兹之所以一反常态、大胆打赌的部分内情，第二天就揭晓了。我得知他的一位女友曾经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他。她是作家兼记者，她说这次巴勃罗·聂鲁达赢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百分之百的希望。
新闻记者们开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墨西哥，尤其是从西班牙打来长途电话。在西班牙，人们认为这已是改变不了的事。我当然拒绝发表谈话，但是我的疑虑又开始露头了。
那天晚上，我在瑞典结识的唯一的一位作家朋友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62]来看我。伦德克维斯特三四年前就当上了瑞典科学院院士。他从瑞典来，要到法国南方去。饭后，我把我须回答那些认为我应该得奖的新闻记者打来的国际电话的窘况告诉他。
“阿图尔，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对他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很想在报纸公布之前先知道这件事。我希望在别人之前头一个告诉萨尔瓦多·阿连德，我和他一起参加过那么多斗争。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会使他十分高兴的。”
院士兼诗人伦德克维斯特用他那双瑞典人的眼睛，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如果有什么事，瑞典国王会打电报通知你，或者瑞典驻巴黎大使会通知你。”
这是10月19日或20日的事。21日上午起，大使馆的几个接待室里开始挤满了新闻记者。瑞典、德国、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电视台的摄制组人员，对于我只因毫无消息而保持沉默，显得极不耐烦，几乎要举行暴动。瑞典大使在11时半打电话来，要我接见他，但没有说要谈什么；这件事没能平息紧张情绪，因为会见要过两小时才进行。电话继续发疯似地响个不停。
这时，一家巴黎电台发了一则快讯——一条最新消息，宣布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授予“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立刻下去会见一大群乱哄哄的新闻媒介人员。幸亏这时我的老朋友让·马塞纳克和阿拉贡来了。杰出诗人和我的法国弟兄马塞纳克大声欢呼。至于阿拉贡，他看来听到这个消息比我还高兴。他们两人帮助我度过新闻记者骚扰的困难时刻。
我刚做过手术，有贫血症状，而且走路摇摇晃晃，不怎么想动。当晚，有几位朋友来和我一起吃饭。他们是意大利来的马塔，巴塞罗那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来的西凯罗斯，加拉加斯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63]，在巴黎当地的阿图罗·卡马丘·拉米雷斯[64]，从他隐藏地来的科塔萨尔。还有智利人卡洛斯·巴萨略，他从罗马来，要陪我去斯德哥尔摩。
拍来的电报堆成一座座小山，这些电报我至今都没能完全看过，也没能答复。我收到的无数信件中，有一封古怪的、气势汹汹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先生从荷兰写来的，他是个健壮的黑人，这从他附来的那份剪报上可以看出来。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代表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我曾经要求一张参加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予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的请柬。在瑞典大使馆，有人通知我要准备一件燕尾服——这种场合绝对要穿的礼服。我没钱买燕尾服，也决不穿租来的礼服，因为穿旧衣服会使一位自由的美洲人丢脸。所以我通知您，我将用凑到的一点点钱到斯德哥尔摩去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揭露那个授奖仪式的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性质，以此对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人民性的诗人表示敬意。”
11月，马蒂尔德和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有几位老朋友陪我们去。我们被安排下榻在豪华的格兰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寒冷的美丽城市，王宫就在我们窗子对面不远处。当年在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的获奖者，也都住在这家饭店里，他们是些很不相同的人，有的说话滔滔不绝，举止彬彬有礼，有的像刚刚偶尔走出车间的机械工人那么简朴而且土气。德国人威利·勃兰特没有住在这家饭店，他将在挪威接受授予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真是遗憾。因为在所有获奖者中，他是我最想结识并与之交谈的人。后来我只能在招待会上看见他，而且相隔三四个人。
我们必须为这次盛大的仪式举行一次事前排练，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在将要举行仪式的地方指导我们排演。人们十分认真地在预定的钟点起床并离开饭店；准时来到一座空落落的大楼；毫无差错地登上几道楼梯；按严格的次序走向左边和右边；坐到主席台上授奖日我们该坐的那把扶手椅上——看到这些确实感到很滑稽。这一切都面对着电视摄像机进行，而且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这里最显眼的是国王和王室的专座，也黯然地空着。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瑞典电视台为什么有这种怪念头，要把这么糟的演员进行的排练摄制成电视片。
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是和圣露西亚节[65]的庆祝活动同时开始的。饭店走廊里的悦耳歌声把我惊醒；不一会儿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少女头戴花冠，在点燃的蜡烛的照耀下，走进我的房间。她们给我送来早餐，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幅画着大海的长长的美丽图画。
不久，发生了一件惊动斯德哥尔摩警察的事。在饭店接待处，有人交来一封给我的信，署名的就是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那个放肆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写道：“我刚刚到达斯德哥尔摩。”他要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企图已告失败，但是作为革命活动家，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卑微者和受压迫者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不能穿燕尾服去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他买了一把修枝剪，要用这把剪刀公开剪掉我“燕尾服的后襟和任何别的垂下来的东西”。“为此我履行我的义务，事先警告你。您看见大厅尽头有个黑人拿着很大的修枝剪站起来时，就该猜到要出什么事了”。
我把这封荒唐的信交给那位年轻的外交官，他是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始终陪我忙这忙那。我笑着对他说，我在巴黎时就收到过这个疯子的另一封信了，我认为我们不必当回事。这位年轻的瑞典人却不同意。
“在这个争斗不休的时代，最出人意料的事都可能发生。提醒斯德哥尔摩警方是我的责任。”他对我说，接着就飞快地去完成他认为属于他的责任的那件事。
我应该指出，陪我到斯德哥尔摩的人中，有委内瑞拉人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这位杰出的作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我认为他不仅是美洲意识的杰出代表，也是我的一位无与伦比的朋友。离举行仪式还剩几个小时。吃午饭中间，我议论起瑞典人对待抗议信何等认真。当时奥特罗·席尔瓦正和我们一起用餐，他在自己额头猛拍一巴掌，嚷道：
“巴勃罗，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为了捉弄你一下。现在警察正在查找一个不存在的闹事者，我们该怎么办？”
“你大概要给送到牢房去。为了你这个加勒比海的野蛮人干的恶作剧，你要替那个乔治敦人受处罚。”我对他说。
这时，我那位年轻助手向当局报警回来了，坐到我们这张桌旁来。我们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是个恶作剧。肇事人现在正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又急忙出去。但是警察已经跑遍了斯德哥尔摩的所有饭店，查寻来自乔治敦或其他类似地方的一个黑人。
与此同时，警方依然保持戒备。在参加授奖仪式和离开庆祝舞会时，马蒂尔德和我发现，抢先跑来照顾我们的不是惯常的那些招待员，而是四五个足以对付修枝剪袭击的魁梧、健壮的金发保镖。
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观众很多，安静、守纪律，鼓掌适时，彬彬有礼。年迈的国王和我们每个人握手，给我们颁发证书、奖章和支票；我随即回到主席台的座位上去，台上已经不像排练时那么空荡，现在摆满了鲜花，座无虚席。有人说（也许是人们为了让马蒂尔德留下深刻印象而对她说的），国王和我比和别的获奖者在一起的时间要长些，同我握手的时间也更长些，对待我显然很亲切。这也许是古代宫廷对游吟诗人的遗风。无论如何，别的国王从没有握过我的手，握手时间是长是短更不用提了。
毫无疑问，严格按礼仪进行的那次仪式，当然是很隆重的。意义重大的时刻举行大典的做法，也许将永远流行世上。看来人类需要它。但是，在那个杰出获奖者的庆典和外省小城的小学发奖仪式之间，我发现了有趣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