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尼伯号”轮船
一天上午我来到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职员们交给我一封很长的电报。他们微笑着，他们对我笑是件怪事，因为他们早就不跟我打招呼了。电文中准有什么叫他们开心的内容。
那是一封发自智利的电报。签发这封电报的恰恰就是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总统，而输送西班牙逃亡者的明确果断的指令，我就是从他本人那里领受的。
电文说，我们的好总统堂佩德罗今晨惊讶地获悉，我正在安排西班牙移民前往智利，他要求我立刻对如此奇怪的消息予以否认。看了这封电报，我简直目瞪口呆了。
我感到奇怪的，倒是总统的这封电报。组织、审查和挑选移民的工作不仅困难重重，还要孤军作战。幸亏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理解我的使命的重要性。但是，每天都会冒出许多新的意外障碍；同时，成千上万拥挤在法国和非洲集中营的流亡者，有几百人已经或正准备离开那里，前往智利。
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已设法买到一艘船——“温尼伯号”轮船。这艘船已经经过改装，以便扩大载客容量，并期望在波尔多附近的小港特隆佩卢普停靠码头。
怎么办？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对我来说，这个紧张急迫的工作有如我生平的一个顶点。我向那些被追捕的战士伸出援手，就意味着他们的得救，而且向他们展示了我那好客和战斗的祖国的本质。所有这些梦想，都随着总统电报的到来而破灭了。
我决定去跟内格林商量这件事。我曾经有幸与胡安·内格林总统、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部长以及其他几位共和国的最后执政者建立了友谊。最有趣的是内格林。我总觉得，西班牙高层的政治家过于狭隘、土气、眼光短浅。内格林则是世界的（至少是欧洲的）政治家，曾就学于莱比锡，享有全球的声望。他极尊严地在巴黎维持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子似的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
我们进行了交谈。我对他谈了情况——总统那封奇怪的电报使我成为说谎家伙，成为向逃亡的人民提供虚无缥缈的避难所的招摇撞骗者。可能的解决办法有三：其一，简单地通知西班牙人，向智利的移民已经取消；这个办法令人憎恶；其二，公开表明反对的态度，结束我的使命，并对准我的胸膛开一枪；这个办法颇为耸人听闻；其三，让轮船满载移民，不经许可径自开赴瓦尔帕莱索，我登船与他们同行，看看会出什么事，这个办法颇具挑战性。
内格林向后靠到椅背上，抽着他的很粗的雪茄烟。然后，他凄然微笑着回答我：
“您不能利用一下电话吗？”
在那些日子，欧洲和美洲之间打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困难得让人难以忍受。不但杂音震耳，还经常突然中断，在这两者之间我终于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外交部长的声音。通过一阵断断续续的对话——每句话都得重复几十次，对着电话大喊大叫或是听到电话里传来吹法螺般的回答——虽然不知道彼此是否都听清了，但我认为，我已经让奥尔特加部长明白，我不服从总统发出的与原命令相悖的命令。我认为，我也听清他要求我等到第二天的意见。
理所当然，我在巴黎的小小住所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夜。第二天下午，我获悉外交部长已在当日上午提出辞呈。他也不赞成撤回对我的授权。内阁震惊了，一时间被政治压力弄糊涂的我们的好总统，已经恢复了他的权威。于是我收到一封新的电报，指示我继续进行移民工作。
我们终于要把移民送上“温尼伯号”轮船了。长期身处异地的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从欧洲或非洲遥遥相隔的不同角落，纷纷汇集到登船地点来。等候接人的人群涌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在奔跑、哭泣和呼喊中，他们从窗口伸出的一簇簇脑袋中认出他们亲爱的人。所有的人都上船了。他们是渔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是力量、英雄气概、勤劳的样本。我的诗在奋斗中得以为他们找到了祖国，我深感自豪。
我买了一份报纸。我在塞纳河畔维伦纳镇的一条街上漫步，从一座古城堡前走过，攀缘植物爬上浅红色城堡的废墟，一直爬到石板建造的高高塔楼上。龙萨[19]和七星诗社[20]的诗人们往昔曾在这座城堡里聚首，这座城堡以其所具有的石块和大理石的魅力，以其用古体金字书写的十一音节诗句的魅力，令我神往。我打开报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这一天爆发了。在那被人遗忘的古老小镇街头落到我手中的那份报纸，用灰暗的黑油墨印刷的巨大铅字报道了这个消息。
人人都料到会有这个消息。希特勒早已吞并了许多疆土，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却带着雨伞忙不迭地跑去，把更多的城池、王国和人口拱手奉送给他。
一片混乱的可怕乌云罩在人们心头。从我巴黎住所的窗口径直向巴黎残老军人院望去，看得见第一批应征兵员——尚未学会穿士兵制服的小伙子们——出来，他们出发去投入死神的血盆大口。
他们的出发是悲凉的，这是无可掩盖的事实。这像是一场事先就已败北的战争，是一种无法确定的事情。沙文主义势力在街头到处追捕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敌人不是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不是赖伐尔[21]之流人物，而是法兰西思想的精华。智利大使馆里已经形势大变，我们接待了伟大诗人路易·阿拉贡。他在大使馆住了4天，白天黑夜都在写作，这时暴徒们正在找他，要干掉他。就在智利大使馆里，他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汽车顶层上的乘客》。第五天，他穿上军装，奔赴前线。这是他第二次对德作战。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习惯了欧洲的犹豫不定。它不能容忍连续不断的革命，也承受不了地震，却任凭致命的战争毒焰弥漫长空，渗透面包。因为害怕轰炸，雄伟的法国首都夜里暗无灯光，那700万人共享的黑暗——那曾经是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心区的一团漆黑，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