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一

智利著名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的回忆录《回首话沧桑》，是一部内涵丰富、发人深思的自传性著作。诗人在这部著作的未加标题的序言中声称，他的回忆录是诗人的回忆录，与回忆录作家的著作有所不同。我相信，读者读完这部回忆录之后，对诗人在序言中说的一番话会有深一层的体会。

这部著作记述了诗人一生的经历，但并非事无巨细，依次详叙；而是有详有略，夹叙夹议，以富有诗意的散文，记述了他经历中一些印象最深刻、对他最有影响的人和事；这些虽然并不都是大人物或大事件，但是经他生花妙笔的刻画，往往寥寥数语就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人和事的臧否，多不凭借苍白无力的褒贬词句，而是通过对人物本身言行或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绘，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这一点可说是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

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观点，大多是通过对其他文学家，特别是对其他诗人的回忆或悼念，以极富感情的细腻笔触表达出来。这部著作的第十一章，可以认为是全书表达观点最集中的一章，其篇幅约为其余各章每一章的三四倍，主要叙述与诗有关的问题。诗人在这一章中用相当大的篇幅谈了诗与人民、诗与祖国、诗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诗的力量、诗的使命等问题。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值得细细品味。

聂鲁达与躲在象牙之塔中的诗人不同，他把诗比作粮食、面包或民间手工艺品，认为诗只有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土地，只有与人民紧密联系，才会具有永恒的、蓬勃的生命力。诗人认为，诗可以为集体的需要而作，诗人决不会因此失去自由；诗人还认为，诗要为人民的利益和事业而呼喊，而战斗。诗人的这一见解，与鲁迅先生的“遵命文学”的观点，是极为相似的。

诗人极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方面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都是严格的。

诗人曾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内战，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从这次斗争的体验中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而且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

这部回忆录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也有不少个人偏见的痕迹。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诗人在他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各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作出全面的判断，更不能要求诗人作出符合今天实际发展的结论来。诗人的论点，我们未必都能赞同，但是他的许多见解颇为独特，有些甚至是很精辟的；他所探索的问题给人以启迪，使我们在阅读之余不由地不加以深思。

二

本书是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塞斯·巴拉尔出版社1974年3月出版的第一版译出的。

据本书所收《巴勃罗·聂鲁达年谱》记载，诗人从1972年起就已着手为这部回忆录定稿，但到1973年9月23日去世时，这项工作尚未完成。后经诗人的夫人马蒂尔德·乌鲁蒂亚和委内瑞拉作家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根据原稿进行精心整理，使这部著作得以在1974年3月初次面世。据译者所知，这部著作到1980年3月为止，已经出了5版；此外，这部著作还先后出版了英、法、俄等译本。不久前，翻译界前辈孙绳武同志将珍藏的一册俄译本借给译者，这是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出的第二版，第一版出版于1978年，是根据阿根廷洛萨达出版社的版本译成俄语的，可见此书1974年在西班牙和阿根廷是同时出版的。

这部回忆录在多年前就已有聂鲁达研究者江志方等人将其片断译成汉语，或收入有关的文集，或发表于文学刊物，曾引起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的广泛注意。但将这部著作全文译出面世，这是第一次。

三

《回首话沧桑》这部回忆录，记述的时间长达数十年，地域背景涉及拉丁美洲、东方、西欧、东欧、苏联诸国，内容包括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内涵深广，文字优美，译成汉语实非易事。

1988年8月下旬，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在北戴河举行第三届年会期间，老友林一安向我推荐这部著作，极力希望我翻译出来，以飨读者。年会结束后回到北京，我从一安处借到原著，由阅读到下决心翻译，其间又经过了将近半年时间。

译出的部分样稿于1989年年初寄交有关单位审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到这一年的10月才得到出版单位的答复，同意由我译出交他们出版。

翻译过程中遇到不少难题，承蒙多位朋友在百忙中为我答疑，使译文得以避免不少谬误。译稿完成后，刘玉树同志和胡真才同志都拨冗为我校阅了部分章节，指出译文中一些不妥之处，还提供了修改的参考方案。我尤其感谢许铎同志，他对这部著作最长的一章字斟句酌地提供不少修改意见，使译文质量大大提高。

在与上海知识出版社王国伟同志联系约译及出版事务中，在译文质量、交稿日期等方面得到他不少有益的指点和谅解。诗人罗洛同志在百忙中也曾来信给予鼓励。在成书的最早过程中，李小林、程永新、吴洪森都为本书译出和联系出版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译者水平有限，虽经多方努力，译文难免有不妥乃至错漏之处，恳请各界读者给予指教。

译　者

1991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