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

巴达维亚

当世界上还没有“汽车旅馆”的时候，那时那家荷兰饭店是很不平常的。它有一座用作餐厅和办公室的很宽敞的主体建筑，其次是一幢幢供一位旅客住宿的平房，中间都隔着小花园和高大的树木。高高的树冠上栖息着无数鸟儿，有腋膜的松鼠在枝头飞来飞去，虫子像在大森林里似地吱吱叫。布拉姆皮的任务是精心照料那只獴，它在新的住处越来越不安了。

此地确实有智利领事馆，至少电话簿上有。次日，我睡足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到领事馆的办公处去。智利的领事徽高挂在一座大楼上。这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大楼。那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领我到经理（一个面色红润、身材高大的荷兰人）办公室去。他看上去毫无航运企业经理的气质，倒更像个码头搬运工。

“我是新任智利领事。”我自我介绍道。“首先让我感谢您的帮助，我要求您让我了解领事馆的主要事务。我要立即就职视事。”

“这里只有我是领事！”他怒气冲冲地答道。

“怎么回事？”

“先得把你们欠我的钱付还给我。”他大声说道。

这家伙可能懂点儿航运，可是，他不懂用任何语言说有礼貌的话。他一边急匆匆地说话，一边忿忿地嚼着劣质的方头雪茄烟，把空气都给污染了。

这个怒气冲天的家伙不让我有一点儿插嘴的机会。他的怒气和方头雪茄烟引起他一阵阵雷鸣般的咳嗽，这时却没有漱口剂供他清除痰液。我终于能说上一句自卫的话了：

“先生，我没欠您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付给您。我明白，您是名誉领事。如果您觉得需要讨论，我认为用这种我不准备接受的大喊大叫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后来我证实，这个粗野的荷兰人倒是有理的一方。此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局的受害者，这当然不是我的、也不是智利政府的过错。引起荷兰人愤怒的是曼西利亚这个居心叵测的人物。我已得到证实，曼西利亚这个家伙从来就没有在巴达维亚履行过领事职务；他住在巴黎已经很久了。他曾经同这个荷兰人达成协议，由后者执掌他的领事职权，并按月把收到的文件和钱款给他寄去。他保证每月为后者的工作付一笔酬金，可他从未付过。因此，这个幼稚的荷兰人把他的愤怒像倒塌的飞檐般劈头盖脸地泄在我头上。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发高烧，感冒，孤独，出血。天气酷热，浑身大汗淋漓。我的鼻子开始流血，如同童年时代在特木科的严寒天气里那样流血。

我挣扎着活下来，动身去政府大厦。政府大厦在布伊滕佐格[22]，坐落在极其美丽的植物园深处。官僚们困难万分地把他们的蓝眼睛离开白色文件。他们拿出也在出汗的铅笔，写上我的名字时也出了几滴汗。

我出来了，比进去时更不舒服了。我沿着林荫道往前走，终于坐在一棵大树下。这里一切都是健康、清新的；生活散发出宁静而强烈的气息。在我面前，巨人般的大树的笔直而光滑的银色树干拔地而起，直插百米高空。我在搪瓷牌子上看到了这些大树的分类说明。它们是我不认识的各种桉树。从寥廓的高空飘下一股幽香，直送到我的鼻孔里。这树中之王对我怜悯有加，它的一阵幽香使我恢复了健康。

植物园内绿色的庄严气氛，各种各样的树叶，交织着的藤本植物，海星似地在叶丛间迸发出来的兰花，大海般深沉的林地，的啼鸣，猴子的尖叫——也许就是这一切，使我恢复了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和生活的乐趣。

我精神振作地回到饭店，坐在平房的走廊上，桌上放着稿纸和我的獴；我决定给智利政府发一封电报。我没有墨水。于是我叫来饭店的侍者，用英语要他送一瓶墨水来。他丝毫也没有听懂的表示，只是叫来跟他一样穿着白衣服和鞋子的另一个侍者，以帮助翻译我的谜语般难懂的要求。毫无用处。我一边用英语说墨水，一边将铅笔往一只想象的墨水瓶里蘸一下，早已聚拢来为头一个侍者出主意的七八个侍者，从他们的腰包里掏出铅笔，一起重复我的动作，而且激动地用英语喊“墨水，墨水”，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像是正在学习一种新的仪式。我失望地奔往对面那幢平房，一队穿白衣服的侍者跟在背后。我从一张孤零零的桌子上拿起一只奇迹般放在那里的墨水瓶，在他们吃惊的眼睛前面晃了晃，对他们嚷道：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这时他们全笑了，齐声说：

“Tinta！Tinta！[23]”

我这才知道，马来语墨水就叫tinta。

我恢复执掌领事职权的时刻到了。我争夺的遗产是：一枚磨损了的橡皮图章、一个盖印用的印台、几个装有收益及其余额的帐目的文件夹。收益余额早已进了那个从巴黎进行操纵的滑头领事的腰包。那个受骗的荷兰人嘴里不停地咀嚼方头雪茄，脸上挂着一个失望的大笨汉所具有的冷笑，把那毫无重要意义的一包东西交给我。

我不时地签署领事签证收费单，并在收费单上加盖磨损了的公章。美元就这样到了我手里，把美元换成盾[24]，紧紧巴巴地够维持我的生活需要——付房租和伙食费，付布拉姆皮的工钱，照料我那只叫做基里亚的獴的费用（它已明显长大，每日食用三四个蛋）。此外，我还须买一件白色无尾常礼服和一件燕尾服，这使我不得不花去几个月的收入。我几乎总是独自坐在紧挨着宽宽河渠的、顾客盈门的露天咖啡馆里喝啤酒，或者喝本地产的杜松子酒。这就是说，我继续过我那绝望而平静的生活。

饭店餐厅的大米餐很豪华。10～15个侍者排成一长列鱼贯进入餐厅，每个侍者面前都高高端着一个大盘子。每个大盘子都分成几格，每格都醒目地装着不可思议的食品。那些花色繁多的食品都以大米饭垫底。我向来是个贪吃的人，且长久以来吃得很差，就在十七八个侍者端的每个大盘里都挑了一点儿，直挑到我的盘子里堆得像座小山，奇特的鱼、难以描绘的蛋、意想不到的蔬菜、说不明白的童子鸡、罕见的肉，像一面旗帜似地盖在我午餐山峰的顶上。中国人说，饮食须色、香、味三者俱佳。我们饭店的大米餐兼具色、香、味三个优点，而且还多一个优点，即量多。

就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獴基里亚丢了。它有我到哪里就跟到那里的危险习惯，步子又快又轻。跟在我后面走，就是要一下子蹿到小汽车、大卡车、人力车和荷兰人、中国人、马来人来来往往的街上去。对一只在世上只认识两个人的单纯的獴来说，世界太乱了。

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我回到饭店，一见布拉姆皮的脸，就知道发生了悲剧。我什么也没问他。不过，当我坐到走廊上的时候，獴没有跳到我膝上，它那毛绒绒的尾巴也没有伸到我头上。

我在报上登了一则寻獴启事：“丢失獴一只，它名叫基里亚。”没有任何消息。邻居都没有看见它。它也许已经死了。它永远消失了。

负责照看獴的布拉姆皮感到没脸见人，很久不在我跟前露面。我的衣服，我的鞋子，都由一个幽灵照料着。有几次，我觉得我听见了基里亚的尖叫声，像是它夜间从一棵树上叫我。我开了灯，打开窗和门，仔细查看了椰子树。那不是它。基里亚所认识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大骗局；它的信任在城市这个危险四伏的森林里被摧毁了。我在愁郁中度过了很长的痛苦时光。

布拉姆皮羞惭万分，决定回国去。对此我很遗憾，不过，事实上那只獴是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一天下午，他来让我看看他新买的衣服，这样他就可以穿上好衣服返回锡兰他的家乡去。他穿着扣子直扣到脖子的白衣服，突然出现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他乌黑的头上端端正正戴着一顶很大的厨师帽。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布拉姆皮没有生气，反而对我很甜蜜地微笑着——一种原谅我的无知的微笑。

我在巴达维亚的新住宅，就在一条叫做普罗博林戈的街上。这幢房子有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我从来没有小汽车，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永远空着的汽车间。在那幢小房子里，我有多余的空间。我雇了一个爪哇厨娘，她是一个迷人而且平和的老农妇。我还雇了一个仆人，也是爪哇人，他的工作是侍候我进餐并替我洗衣服。我在这幢房子里完成了《大地上的住所》那部诗集。

我的孤独感大大加深了。我想结婚。我早已认识一位土生白人姑娘——也可以说是一位有点儿马来血统的荷兰姑娘，我很喜欢她。她身材苗条，性情温柔，对文学艺术界毫无所知。［几年之后，我的朋友、传记女作家玛加丽塔·阿吉雷曾就我的这次婚姻，写过如下的一段文字：“聂鲁达于1932年返回智利。两年前他在巴达维亚曾与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结婚。她以成为领事夫人而十分自豪，而且认为美洲是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她不懂西班牙语，但她开始学了。不过，她没有学会的无疑不仅是语言。尽管如此，她对聂鲁达的依恋之情却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俩总是在一起。玛鲁卡（聂鲁达这么叫她）身材很高，动作迟缓，表情严肃。”］

我的生活相当单调。我很快就认识了另外一些很可爱的人。古巴领事及其夫人由于与我语言相同，必然成为我的朋友。这位卡帕布兰卡[25]的同胞不停地说话，像一台自动机器。他是马查多[26]这个古巴独裁者的正式代表。不过他告诉我说，政治犯们的衣物——表、戒指、有时甚至金牙——会在哈瓦那湾捕获的鲨鱼腹中找到。

德国领事赫兹很喜欢现代造型艺术——弗兰兹·马尔克的《蓝马》[27]、威廉·莱姆布鲁克的瘦长人像。他是个敏感而且浪漫的人，是个拥有几百年文化遗产的犹太人。我有一次问他：

“名字不时出现在报上的那个希特勒，那个排犹和反共的头目，您认为他会上台吗？”

“不可能。”他说。

“怎么不可能呢？历史上连最荒唐的事都应有尽有。”

“您真是不了解德国。”他断然地说。“像那个那么疯狂的煽动者，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掌权也完全不可能。”

我可怜的朋友，可怜的赫兹领事！那个疯狂的煽动者差点儿统治了全世界。天真的赫兹连同他的全部文化和高尚的浪漫主义，准已在一个不知名的、恐怖的毒气室里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