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林中的一条路
里卡多·丰塞卡直到那时为止都还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他是个笑眯眯的坚定的人，跟我一样是南方人，来自气候寒冷的卡拉韦。丰塞卡照管过我的地下生活、我的隐匿处、我的秘密转移、我的小册子的出版，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严格保守了我的住所的秘密。在我隐藏的一年半时间里，唯一真正知道我每天晚上将到何处吃饭、睡觉的人，就是我们年青而杰出的领袖和总书记里卡多·丰塞卡。但是在他双眼冒出的绿色火焰里，他的健康逐渐遭受损害，他的微笑逐渐消失，一天，我们这位好同志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个健壮的人——瓦尔帕莱索的码头装卸工——被选为新的最高领导人，他名叫加洛·冈萨雷斯。他是个复杂的人，外表像个欺诈之徒，又显得十分坚定。我应该说，我们的党从未有过个人迷信，然而它却是一个有过种种意识形态弱点的组织。不过，智利人的觉悟，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一切的人民的觉悟，永远处于优越地位。在智利的实际生活中，地方政治势力首领不多，我们的党也反映这种情况。
但是，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条件下，斯大林时代的金字塔政策在智利也产生了些许个人迷信的气氛。
加洛·冈萨雷斯无法同党的群众保持联系。迫害愈演愈烈，囚犯有好几千，在皮萨瓜荒无人烟的海岸上设有一个特殊的集中营。
加洛·冈萨雷斯过的是一种紧张的革命活动的地下生活，但是领导层和党的总体缺乏联系则日益明显。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一位民间的智者和一位英勇斗士。有关我的新的逃亡计划已经送到他手里，而且这次必须严格执行。我要被转移到距首都1000公里的地方，然后骑马越过安第斯山脉。阿根廷的同志们将在某地迎候我。
我们是在傍晚时乘一辆我们碰巧得到的汽车离开的。我的朋友劳尔·布尔内斯博士当时在骑警中当医生，他驾驶他那辆不会受攻击的汽车，把我带到圣地亚哥郊外，党组织在那里接过对我应负的责任。在另一辆专为长途旅行而装备好的汽车里，一位党的老同志、司机埃斯科瓦尔在等我。
我们日夜兼程。在白天，尤其是当我们通过乡镇和城市或停在汽油加油站上时，为了增强戴假胡子和眼镜的化装效果，我身上裹着毯子，以免被人认出来。
午间我通过了特木科，我没在任何地方停留，没人认出我来。真是太凑巧了，我古老的特木科成了我的出逃途径。我们过了桥，又过了拉斯·卡萨斯神甫村。我们在离城相当远的地方停下，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东西。一条小河在斜坡下面流过，流水潺潺。那是我的童年在和我告别。我是在这座城里长大的，我的诗是在这个山冈和这条小河之间诞生的，它从雨水借来声音，它像木材那样使自己湮没在森林中。而现在，在走向自由的大道上，我在靠近特木科的地方稍事停留，听一听教过我歌唱的潺潺流水声。
我们继续赶路。仅仅一次我们有过片刻担心。公路当中站着一个态度坚决的警官，向我们的车高声喊叫。我一句话都不敢说，结果却是一场虚惊。这个警官要我们的车带他100公里路。他坐在司机埃斯科瓦尔同志旁边，同他友好地闲聊。我为了不讲话，就装做睡大觉。我这个诗人的声音，连智利的石头都认得出来。
我们安然到达目的地，没有遇到什么大意外。那里看来是个无人居住的木材商的庄园，四面临水。你首先得横渡茫茫的兰科湖，然后在灌木丛和巨树中登陆。从那里骑马继续走一段路程，这次要一直走到迈韦湖，在那里乘上行驶于该湖的一条船。庇护人的房屋隐藏在广阔的丘陵地带低处，隐藏在大树的枝叶间，隐藏在大自然深沉的喧闹声中，几乎看不出来。每每听人说智利是世上的天涯海角，覆盖着原始大森林，四周所见无非皑皑白雪和粼粼湖水，确是本星球最后有人居住的地点之一。
为我提供一间卧室的那所房屋，同这个地区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临时凑合的。一个黄铜和铁制作的炉子里，塞满了像是刚从林子里伐来的劈柴，日夜不停地烧着。南方的大雨不停地敲击着窗子，仿佛竭力要闯进这所房子。大雨主宰着阴沉沉的大森林、湖泊、火山、夜晚，还对那人类藏身处大发雷霆，因为那里另有遵循的法则，而且不承认它的胜利。
等候我的那位朋友豪尔赫·贝列特的情况，我所知甚少。他原是飞行员，既讲究实际又富于冒险精神，脚穿长统靴，身穿很厚的短夹克，他有一种天生的指挥官风度，一种充分适应周围环境的军人的举止，虽然那里队列整齐的军队仅仅是大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这房子的女主人是一位神经官能症缠身的、哭哭啼啼的脆弱女人。那个地区令人厌烦的孤寂，那无休无止的雨水，那寒冷，她都认为是对她本人的冒犯。一天的大部分时光她都在哭泣，但一切进行得十分准时，有益健康的食品都来自森林和河流。
贝列特经营一家木材厂，只加工供瑞典或丹麦使用的铁路枕木。锯子整天吱吱地发出尖声的哀鸣，切割着大树干。首先传来一棵树倒地时来自地下的深沉的撞击声。每隔5～10分钟，由于高大假山毛榉、落叶松、智利罗汉松等倒地时的猛烈撞击，大地就像黑皮鼓似地颤抖起来。这些树是1000年前风把种子播到那里的，是大自然的伟大作品。然后锯子又开始发出哀鸣，锯子的这种如同粗野的小提琴所发出的金属的、高亢的、尖锐的声音，紧随大地迎接诸神的黑皮鼓声之后，形成了一种神话般的紧张气氛，形成一个神秘的无限恐怖的环境。大森林正在死去。我恐惧地听见了它的哀怨，仿佛我的到来就是要倾听那从未引起过反响的最古老的声音。
大老板——那片森林的主人——是个我不认识的圣地亚哥人。他要到这里来的令人害怕的消息，是在夏天很晚的时候才宣布的。他名叫佩佩·罗德里格斯。别人告诉我，他是个新派资本家，拥有织布厂和其他工厂，他是个灵活的、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此外，他是个有家族传统的反动分子，是智利极右翼党派的重要成员。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路过他的领地，他的这些情况和身份，对我是有利的。谁也不会到这儿来找我。地方当局和警方是这个大人物的忠实奴仆，而我正在享受他的热情款待，我也几乎不可能碰上他。
我起程的日子日益迫近。安第斯山上就要下雪了，跟安第斯山可不能开玩笑。我的朋友们每天都在研究这条路。这条所谓的“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事实上不过是对早已被雪花和腐殖质掩盖了的足迹进行的一番探索。等待使我感到苦恼。此外，我在阿根廷那边的朋友们想必也已在找我了。
当一切看来都准备就绪时，豪尔赫·贝列特这位木材厂的总指挥，告诉我发生了新情况。他说这件事时面带愁容。他说大老板已经宣布他要来，再过两天想必就到了。
我不知所措。我们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经过那一长段时间的努力，我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老板也许会知道我正呆在他的土地上。人人都知道他是迫害我的冈萨雷斯·魏地拉的密友。人人也都知道冈萨雷斯·魏地拉已悬赏要我的首级。怎么办？
贝列特一开始就主张跟大老板罗德里格斯当面谈谈。“我非常了解他。”他对我说。“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会告你的密。”
我不同意。党的指示是要求绝对保密，贝列特却企图违反党的指示。我把这个意见对他说了。我们争论得很激烈。权衡了政治上的利弊之后，我们决定让我住到一位马普切人酋长家去，那是依偎在大森林边上的一间茅屋。
我搬进茅屋，在那儿我的情况变得非常不安定。因为太不安定了，在多次反对之后，我终于同意会见企业、锯木厂和森林的拥有者佩佩·罗德里格斯。我们确定在一个中间地点会面，既不在他的住宅，也不在酋长的茅屋。傍晚时分，我看见开来一辆吉普车。一个既成熟又年青、一头灰白头发、神色坚定的人，同我的朋友贝列特一起从吉普车上下来。他一开头就对我说，从那一刻起要担负起守卫我的责任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来损害我的安全。
我们谈得并不十分热情，但是这人逐渐把我争取过去了。由于天气十分寒冷，我邀请他到酋长家去。我们在那儿继续交谈。遵照他的吩咐，送来了一瓶香槟和一瓶威士忌，还送来冰块。
在喝第四杯威士忌时，我们大声争论起来。此人自信得像个专制主义者。他谈了许多有趣的事，而且无所不晓，但是他那目空一切的语锋激怒了我。我们两个都在酋长的桌子上拍得砰砰响，一直拍到我们和好地喝光了那瓶酒。
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很久。一个习惯于大权在握的男子汉的无可争辩的直率，是他的品格之一。但他还会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朗诵我的诗，他用以朗诵的声音是如此富有智慧和阳刚之气，使我觉得我的诗得到了新的再现。
罗德里格斯做了最后的一个姿态。他把部下召集到我的跟前，用他特有的声音命令他们说：“今后一周莱加雷塔先生通过走私贩的那条路前往阿根廷，如果遇到障碍，你们就要打通到达边境的另一条路。停下你们所有的木材活儿，去打通那条路。这就是我的命令。”
莱加雷塔是我当时用的名字。
这个支配一切的封建主佩佩·罗德里格斯，两年后由于破产和受迫害而死于非命。他因一宗大规模走私受到指控，在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月。这对于一个生来高傲的人来说，该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痛苦。
我确实从来也不知道，在人们指控他的罪行中，他到底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我却知道，我们的寡头政治集团几年前为获得慷慨的罗德里格斯的一张请帖而难以入眠，一看见他破产并受审就抛弃了他。
至于我，我仍然站在他一边，无法把他从记忆中抹掉。对我来说，佩佩·罗德里格斯是个小皇帝，他曾下令在原始大森林中打开60公里道路，为了让一个诗人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