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定了一条路

尽管很久以后我在智利正式入党时才拿到党证，但我认为，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就明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很多事情加深了我的信仰。

我的思想矛盾的朋友、信仰尼采哲学的诗人莱昂·费利佩，是个很有人缘的人。他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对待纪律的无政府倾向，和难对付的爱开玩笑的性格。在内战正酣的时候，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引人入胜的宣传，很容易使人上当。他经常到无政府主义者阵线去，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想法，朗诵自己反传统的诗篇。这些想法和诗歌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的思想意识，既有祈祷又有咒骂。他的话使那些无政府主义小组入迷；这种小组在马德里异乎寻常地大量增加时，那里的居民正在纷纷奔赴日益逼近的前线。无政府主义者把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刷上油漆，一半漆成红色，一半漆成黄色。他们留着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和胡子，戴着子弹做的项链和手镯，在西班牙垂死时的狂欢节中扮演主要角色。我看到他们有些人脚穿有象征意义的鞋子，一半用的红皮，一半用的黑皮，制作这种鞋子使鞋匠费了很大的劲。可别以为他们演的是无害的滑稽戏。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刀子、笨大的手枪、步枪和卡宾枪。他们一般都盘踞在大楼的大门口，一边扎堆吸烟和吐痰，一边炫耀他们的武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受恐吓的大楼住户收钱；或者强迫大楼住户自愿放弃自己的珠宝、指环和手表。

莱昂·费利佩深夜才从他参加的一次支持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回家，这时候我们在我家拐角处那爿咖啡馆里相遇了。这位诗人身披一件西班牙斗篷，与他的拿撒勒人[1]式的胡子非常般配。走出咖啡馆时，他那件浪漫气派服装的雅致褶子，蹭上了一个心地狭窄的、与他政见相同的人。我不知道莱昂·费利佩的老派绅士的举止，是否惹恼了那个后卫队“英雄”，我们刚走了几步，确实就被一群由一个对咖啡馆反感的人领头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拦住了。他们要检查我们的证件，对我们的证件瞟上一眼之后，两个武装人员就把诗人架走了。

他们把他带到我家附近的枪决行刑场去（那里夜间传来的轰鸣声，往往搅得我无法入睡），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两个从前线回来的武装民兵经过。我向他们说明莱昂·费利佩是什么人，他遭受什么伤害，并感谢他们使我的朋友获释。

这种思想意识的混乱和无缘无故进行破坏的气氛，使我陷入深思。我知道一名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业绩，他又老又近视，满头乱蓬蓬的亚麻色长发，以送人去“散步”见长。他组织过一个命名为“黎明”的小组，因为他们都在日出时刻进行活动。

“您是不是有时感到头疼？”他问受害者。

“是的，有时感到头疼。”

“那么，我可要给您一种很有效的止痛药。”这个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对受害者说，一边用他的左轮手枪瞄准对方的前额，开了一枪。

当诸如此类的匪帮在马德里漆黑的夜晚群集横行的时候，共产党人是建立起一支抵抗意大利人、德国人、摩尔人和长枪党的军队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同时，他们又是坚持抵抗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支柱。

简而言之，那时我必须选定一条路。这就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做过的事，对于在那个悲惨时代的黑暗和希望之间作出的决定，我永远无需感到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