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里的狂人
提起罗哈斯·希门尼斯，我要说说他的狂热，他那与诗歌挽臂而行的名副其实的狂热。非常理性的人大概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成为诗人；诗人要成为有理性的人，想必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理性是会在比赛中获胜的，这种以公正为基础的理性，应该统治世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非常喜爱智利，有一次他说：“那句格言我可不喜欢。‘凭理性还是凭武力’是什么意思？要凭理性，要永远凭理性。”
过去我认识几位狂热的诗人，我要说说其中的阿尔韦托·巴尔迪维亚。阿尔韦托·巴尔迪维亚这位诗人是世界上最瘦的人之一，而且脸色发黄，仿佛浑身只有皮包着骨头，一头乱蓬蓬的灰色长发，目光冷漠的眼睛上架一副近视眼镜。我们都叫他“僵尸巴尔迪维亚”。
他默默无语地进出于酒吧和文艺社团、咖啡厅和音乐会，不弄出声响，腋下夹着一小捆神秘的报纸。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边喊他“亲爱的僵尸”，一边拥抱他那没有实质内容的身躯，感到拥抱的只是一股气流。
他写了不少感情细腻的、极其温柔的优美诗篇。下面是其中的儿行诗句：
黄昏，太阳，生命——一切都已离去：
邪恶必将取胜，此事无可挽回。
我那暮年的形影不离的姐妹哟，
只有你留下不去。
我们称之为“僵尸巴尔迪维亚”这个人，是位真正的诗人，我们这样叫他是表示亲昵。我们时常对他说：“僵尸，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从来没有使他不高兴。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有时还露出一丝笑意。他说的话不多，但句句有道理。他定下一种仪式，每年都要人带他到墓地去。
11月1日的前夜，就我们青年学生和文人的干瘪钱包所允许的而言，他要了一份相当奢侈的晚餐；我们的“僵尸”占坐了荣誉席。夜里12点正，撤了席面，我们排成一个兴高采烈的队伍朝墓地走去。在寂静的夜色中，有人对“已故”诗人宣读了主祭词；然后，我们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与他告别并动身离去，让他独自一人留在墓地大门之内。“僵尸巴尔迪维亚”已经接受了这个没有任何暴力的传统，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这场闹剧，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离开之前交给他几个比索，让他在墓室里能吃上一餐三明治。
两三天后，看到这位僵尸诗人又静悄悄地走进我们的社团和咖啡馆，谁也不会吃惊。他的平静肯定会保持到下一年的11月1日。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认识一位阿根廷作家，他十分古怪，曾名或现名奥马尔·比尼奥莱。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健在。他身材魁伟，手执一根很粗的手杖。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市区一家餐馆吃饭，在桌旁向我打了个请入席的手势，并用整个餐厅坐得满满的老主顾都听得见的大嗓门说道：“请坐，奥马尔·比尼奥莱！”我确实感到不快，一坐下就问他：“干吗叫我奥马尔·比尼奥莱？明摆着你是奥马尔·比尼奥莱，我是巴勃罗·聂鲁达呀！”他答道：“对呀，可是这个餐馆里许多人只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他们有不少人想揍我一顿，我倒情愿他们揍你。”
这位比尼奥莱曾在阿根廷的一个省当过农艺师，从该省带来一头母牛，与之成为挚友。他用绳子牵着母牛走遍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他出版的几本书，总是署以与母牛有关的标题：《母牛所思》《我的母牛与我》等等，等等。国际笔会第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代表大会时，以维多利奥·奥坎波为首的作家们，想到比尼奥莱也许会带母牛赴会，都不寒而栗。他们向当局说明了即将临头的危险，警察便把普拉萨饭店周围的街道封锁起来，以阻止我那位古怪朋友带着他的反刍牲口，到达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豪华场所。一切均属徒劳。当这次集会进入高潮，作家们正在探讨希腊的古典世界与历史的现代意义之间的关系时，杰出的比尼奥莱带着那头形影不离的母牛，闯进了会议大厅；为了使会议功德圆满，这头牛“哞哞”地叫起来，似乎想加入论争。这头牛是装在一辆密闭的大行李车内，骗过警察的戒备而被运进城区的。
我还要说一件这位比尼奥莱有一次向自由式摔交手挑战的事。那位职业摔交手接受了挑战，在决斗那天晚上来到人山人海的鲁纳公园。我的朋友带着牛准时到场，把牛拴在方形场地的一角，脱下身上的华丽外衣，迎向那位“加尔各答扼杀手”。
不过，这位诗人斗士的牛和华丽衣着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那位“加尔各答扼杀手”扑向比尼奥莱，两下子就使他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而且为了侮辱这头文学牛，把脚踩在他的脖子上，残忍的观众在周围大喝倒彩，要求决斗继续下去。
数月之后，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与母牛的谈话录》。我永远忘不了印在该书第一页上极其别致的题词。如果我没记错，题词是这样的：“谨以这本哲学著作献给2月24日晚上在鲁纳公园嘘我并要求置我于死地的4万个婊子养的儿子。”
在最近这次大战[9]之前，我在巴黎结识了画家阿尔瓦罗·格瓦拉，欧洲人始终把他叫做智利·格瓦拉。一天，他急如星火地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我由西班牙来到巴黎，当时我们的斗争是反对那个叫做希特勒的家伙——那个时代的尼克松。我在马德里的房子已经被炸毁，我还看到许多男人、妇女、儿童被轰炸机炸得血肉横飞。世界大战在步步进逼。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我们写的书，急切劝告人们正视严重的战争危险。
我这位同胞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个十分辛勤的画家。可是，当时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当列强阻挠派兵捍卫共和派西班牙人的时候，当后来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军队打开大门的时候，战争就来临了。
我应智利·格瓦拉的召唤前去，他有要事须跟我谈。
“要谈什么事？”我问他。
“不该浪费时间。”他答道。“你去反对法西斯毫无道理。你不该去反对不存在的东西。应当直截了当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我已经找到了。我之所以急如星火地告诉你这一点，是要你不要召开反法西斯大会，要你以全副精力投身于创作。不该浪费时间。”
“得，你要谈的都谈了。阿尔瓦罗，说真的，我没有多少闲时间。”
“巴勃罗，说真的，我已经在一出三幕剧中表达了我的想法。我现在拿给你看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本手稿，同时他那长着一对浓眉的古代拳师般的脸，定定地盯着我。
我着慌了，便借口没有时间，说服他当面跟我谈谈他将用以拯救人类的设想。
“这跟哥伦布把鸡蛋竖在桌上同样简单。”他说。“我这就说给你听。种下一个土豆，能长出几个来？”
“唔，四五个吧。”我本想说点别的话，却这么说了。
“要多得多。”他答道。“有时能长出40个土豆，有时能长出100多。你设想一下，每个人都在花园里，在阳台上，在随便什么地方种下一个土豆，结果会怎么样。智利有多少人口？800万，就会种下800万个土豆。巴勃罗，你把这个数乘以4，乘以100。饥饿没有了，战争也消灭了。中国有多少人口？5亿，对不对？每个中国人种一个土豆，每个种下的土豆长出40个，那就是5亿乘40个土豆。人类就得救了。”
纳粹占领巴黎时，没理睬这个救世构想——“哥伦布的鸡蛋”构想，更确切地说，“哥伦布的土豆”构想。在一个雾霭弥漫的寒夜，他们把阿尔瓦罗·格瓦拉从家中抓走了。他们把他送进集中营，在他手臂上刺了字，一直把他囚禁到这次大战结束。他从地狱般的集中营出来时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再也不能复原了。他最后一次来到智利，像是为了向故土告别，给它以最后的一吻，给它以梦游者的一吻，随即回到法国，在那里了却他的残生。
伟大的画家、我亲爱的朋友智利·格瓦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已经去世，你那不问政治的土豆构想，丝毫也帮不了你的忙。我知道置你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去年6月，我走进了国立美术馆。我去仅仅是为了参观透纳[10]的画，可是我在走到大展览厅之前，看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一幅我认为跟透纳的画一样美的画，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画。这是一幅仕女图，画的是一位名叫伊迪丝·西特韦尔的名媛。这幅画就是你的作品，这是悬挂在伦敦这座大陈列馆的传世杰作之间唯一的一幅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他们以前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我并不看重地位，也不看重荣誉，打心眼里说我也不很看重那幅画。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彼此没有更多认识，没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因土豆之过，我们一生也没有彼此理解。
我已经成为一个过分单纯的人——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耻辱。我和同伴们一起夸夸其谈，又羡慕他们光艳的服饰、邪恶的态度，他们叠的小纸鸟，甚至他们的牛；也许按神秘的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些看作文学。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生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爱。甚至那些攻击我的分裂分子（他们成群地要把我的眼珠抠出来），刚刚从我的诗中汲取了营养，就至少需要我的沉默。我从来不怕在深入敌方群众时受传染，因为我唯一的敌人，乃是人民的敌人。
阿波里奈说过：“怜悯我们这些正在开拓非现实疆域的人吧！”我是在想到我刚刚讲完的那几篇故事时记起这句话的，我对故事中涉及的人物，并不因为他们脾气古怪而感到不那么可爱，也不因为难以理解而贬低他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