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结束

我的流亡生活即将告终。那是在1952年。我们经瑞士到达戛纳，以便乘上一艘将把我们带往蒙得维的亚的意大利轮船。这次在法国，我不想看望任何人。我仅仅把路经法国的事告知了艾利斯·加斯卡尔，他是我最忠实的译者和结识多年的朋友。但是，我们在戛纳遇到了意外的事。

我在轮船公司附近的街上，遇到了保罗·艾吕雅和他的妻子多米尼克。他知道我已经到达，就等在这里请我去吃午饭。毕加索也要去。后来我们遇到了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图内斯和他的妻子伊内斯·菲格罗亚，他们也要去吃午饭。

那次大概是我与保罗·艾吕雅的最后一面。我还记得他在戛纳的阳光下，穿一身睡衣似的蓝衣服。我在戛纳耀眼的街道和非洲般炙热的阳光下，永远忘不了他那张黝黑、红润的脸，他那双湛蓝湛蓝的眼睛，他那无限年轻的笑意。艾吕雅特地从圣特罗佩赶来和我告别，他带来了毕加索，而且安排了午饭。盛宴已经准备好了。

一件意料不到的蠢事，把我那天给毁了。马蒂尔德没有乌拉圭的签证；她必须立刻赶到该国领事馆去。我陪她坐出租汽车去，就在领事馆大门口等她。当领事出来接待马蒂尔德时，她乐观地笑了。领事看上去像个和气的小伙子，嘴里哼着《蝴蝶夫人》乐曲。他身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种装束在领事中极为少见。马蒂尔德万万没有想到，这家伙在谈话间竟变成一个粗俗的勒索者。他想利用平克顿[17]的外貌收取加班费，还设置了种种障碍。他让我们奔忙了整整一上午。午饭吃的普罗旺斯鱼汤，我只觉得味苦如胆汁。马蒂尔德花了好几小时才拿到签证。平克顿每时每刻都在要她办更多的手续：她得照张相，她得把美元换成法郎，她得为打到波尔多的长途电话付款。本应免费的签证，所付费用竟高达120多美元。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

过很久我都会想到，那天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