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和政治学
1969年差不多一整年，我都是在黑岛度过的。从清晨起，大海就进入奇异的上涨状态，像是在揉制一块无限大的面包。被大海深处寒冷的酵母推着涌起的浪花，白得如同面粉。
凝滞的冬天雾霭迷蒙。我们每天用壁炉里生的火，给它增添地方的魅力。海滩上的白沙献给我们一个孤寂的世界，仿佛从前这片土地上有过居民和避暑的游客。但是，不要以为我讨厌夏天的人群。夏季刚刚临近，姑娘们就向大海走去，男子和儿童小心翼翼地走进波浪，而且跳跃着避开危险。男子面对大海就这样跳起上千年的舞蹈，也许这是人类跳的第一个舞。
在冬天，黑岛的房子都笼罩在夜的黑暗中。只有我的房子亮着灯。有时，我以为对面的房子里有人。我看见灯光照亮的一扇窗子；这只不过是幻景。船长的房子里什么人也没有。是我窗子里的灯光反射在他的窗子上。
那年，我天天躲在那个角落写我的作品。走到那里并在那里呆下来，是不容易的。眼下有件东西吸引了我的两条狗——潘达和乔图，那是铺在这个小房间里当地毯的一张孟加拉虎皮。我在许多许多年前从中国把它带来，它的爪和毛都脱落了，而马蒂尔德和我则防止了蛀虫的威胁。
我的两条狗喜欢懒洋洋地躺在虎皮这个年迈的敌人身上。它们像一场激战后的得胜者，因为打得精疲力尽，一躺F就睡着了。它们横卧在房门前，像是迫使我不走出房间，而继续我的写作。
这幢房子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什么事情。有人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该回答什么？说我不在家。随后又来一个电话。该回答什么？说我在家。
我不在家。我在家。在家。不在家。这就是一个诗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黑岛的遥远角落已经不成其遥远的了。
人们——尤其是新闻记者——总是问我，我在写什么作品，在做什么事情。我总是为这种问题的肤浅而感到吃惊。因为事实上我永远在写同样的东西。我从未停止做同样的事。不就是写诗吗？
我在写诗之后过了许久，才知道我写的东西叫做诗。我向来对定义和标签不感兴趣。美学争论叫我厌烦死了。我不贬低坚持进行这种争论的人，但是我对文学创作的出生证明和检尸报告都感到格格不入。沃尔特·惠特曼说过：“任何外部的东西都不能对我发号施令。”文学的装饰品连同它的一切优点，都不能代替朴实无华的创作。
我一年要换好几个笔记本。这些笔记本都是用我的绿色笔迹拴在一起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笔迹，就变成一本本的书，像是从一种变形过渡到另一种变形，从静止过渡到运动，从幼虫过渡到萤火虫。
政治生活如惊雷动地而来，把我从我的写作状态中拉开。我再次回到群众中去。
人民群众早已成为我的生活课堂。我可以怀着诗人生而有之的怯懦，怀着胆怯的恐惧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一旦投入他们的怀抱，我就觉得自己变样了。我是绝大多数的一部分，是人类这棵巨树上的又一片叶子。
孤独和人群将仍然是当代诗人的基本责任。在孤独中，智利海岸上波涛的搏击丰富了我的生活。进攻的海水和受攻击的岩石，大洋里的无数生命，“候鸟”的完美编队，壮丽的大海的浪花，引起我的好奇和热爱。
但是，从生活的巨潮中，从同时注视我的千百双眼睛的温柔视线中，我学会了更多东西。这种信息可能不会传达到所有的诗人，但是听到的人就会把它记在心里，就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发挥。
使诗人难以忘怀并感动得柔肠寸断的，乃是体现许多人的愿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