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激主义和暗探
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转到非常舒服的地位上去，也就是转到无政府资本主义（政治枪手、准左派分子、假独立人士的渊薮）上去；现在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明天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习惯搞镇压的资本主义往往把共产主义者看作头号敌人，它的瞄准很少是打不中的。所有这些捣乱的个人主义者都受到反动派运用机巧和强制手段所进行的种种奉承，他们都被看作神圣原则的英勇捍卫者。反动派知道，社会变革的危险不在于这些个人主义者的捣乱，而在于群众组织和普遍的阶级觉悟。
这一切我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就已洞若观火了。当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军队向马德里进逼的时候，某些反法西斯团体竟在他们面前举行假面庆祝会。我当然不把那些倔强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内，例如杜鲁蒂和他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曾经在巴塞罗那像狮子那样进行过战斗。
暗探比过激分子坏千百倍。受雇于警方、反动党派或外国政府的敌方暗探，不时地混到革命党派的队伍中去。他们有些人执行特殊的挑拨任务；另一些人执行耐心的侦察任务。阿泽夫[1]的经历就很典型。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前，他参加过许多次行刺的恐怖行动，并数度受监禁。十月革命后出版的沙皇秘密警察头子的回忆录，详细记述阿泽夫曾经一直是俄国暗探局[2]的暗探。这个怪人的心灵里既是个恐怖分子又是个告密者，他的罪恶活动使一个大公死于非命。
发生于洛杉矶、旧金山及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城市的事件，乃是另一种此类怪事。在发生一系列麦卡锡主义的疯狂事件期间，地方上的全部共产党员都被拘留了；他们共75人，都被编上号码。加以管制，连他们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要记录在案。于是，这75人结果都成了警方的暗探。美国联邦调查局很不寻常地允许他们同彼此不相识的人创立自己的小型“共产党”，以便以后迫害他们，并把战胜根本不存在的敌人的轰动性胜利归功于自己。
警方用美元收买的一个前共产党员查默斯，把极具爆炸性的国际机密藏在一棵圆白菜里的荒唐事件，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按这种路数炮制出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其中处决（应该说是谋害）罗森堡夫妇一案，尤令全人类感到愤慨。
智利共产党是个历史悠久、坚持无产阶级出身的组织，这一类暗探想混进去永远是极困难的。拉丁美洲的游击主义理论却为形形色色的告密者打开了闸门。这一类游击组织的自发性和年轻，使发现和揭露各种奸细更为困难。游击队领导人因此总是心怀疑忌，连自己的影子都不得不提高警惕。充斥拉丁美洲的浪漫激情和游击主义的狂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冒险崇拜。这个时期也许已随着埃内斯托·格瓦拉的被害和英勇死亡而告结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支持这一战术的理论家在本大陆到处传播一些论点和文件，实际鼓吹不把人民革命政府的席位分配给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而分配给形形色色的武装游击队。这一论据的缺点是它政治上的软弱——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杰出的游击队员可能也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与切·格瓦拉的情况相同，但这是碰运气的少数情况。一场游击战的幸存者，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最勇敢的人，仅仅因为面对死神时更幸运，或者面对活人时瞄得更准，就能够去领导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现在我要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当时，我刚刚从墨西哥回到智利。在我出席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有个人走到我身边来向我问好。他是个中年男子，时髦的绅士，衣着考究，戴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眼镜——无边的夹鼻眼镜。他显得非常和气地说：
“堂巴勃罗，我从来不敢接近您，虽然我欠您一条命的情。我是您救出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流亡者之一，当时是您让我们乘上了开到智利来的‘温尼伯号’轮船。我是加泰隆尼亚人，是共济会会员。我在此地已有可靠的地位。我的工作是担任某公司的保健商品推销专家，这是智利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他告诉我，他住在圣地亚哥市区的一套讲究的住宅里。他的邻居是一位名叫伊格莱西亚斯的著名网球冠军，此君曾是我的同学。他们常常谈到我，终于决定邀请我并招待我。这就是他来找我的原因。
这位加泰隆尼亚人的那座住宅显示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室内陈设精美；金黄色的肉菜饭十分丰盛。伊格莱西亚斯吃午饭时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想起特木科的旧校舍，想起校舍地下室里蝙蝠的翅膀拂过我们的脸，我们都笑了。午餐结束时，那个殷勤好客的加泰隆尼亚人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还赠给我两张复制的精美照片，一张是波德莱尔的，一张是艾伦·坡的。两位诗人的华美头像，至今确实仍然珍藏在我的藏书室里。
一天，我们那个加泰隆尼亚人突然中风病倒，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不能说话，也不能打手势。只有他的眼睛在痛苦地转动。像是要对他的妻子——一位历史清白的、杰出的西班牙共和派——说点什么；或者是要对他的邻居伊格莱西亚斯——我的朋友和网球冠军——说点什么。可是，这个人却什么也不能说、一动也不能动地死了。
当这套住宅里到处是眼泪、朋友和花圈的时候，那位邻居网球手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我们知道您和这个故去的加泰隆尼亚绅士有亲密的友谊。他不停地赞扬您。如果您想为纪念您的朋友帮个大忙，请您打开他的保险柜，把存在柜里的一个小铁盒取出来。过3天我再给您打电话。”
那位寡妇根本不想听这样的事情；她难过极了，一点儿也不想知道这件事。她离开那套住宅，搬到圣多明各路的一家膳宿公寓去。公寓老板是个南斯拉夫人，是抵抗运动成员，是政治上受过锻炼的人。那位寡妇请他检查她丈夫的文件。南斯拉夫人找到那个金属盒子，费了牛劲才打开它。于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怪事。保存的文件透露，死者曾经一直是法西斯暗探。他的信件副本泄露了数十个秘密返回西班牙的流亡者的姓名，他们都已遭监禁或者被处决了。其中还有一封感谢他的效劳的信。加泰隆尼亚发来的一些指示，要纳粹海军把运送军火离开智利海岸的货船击沉。我国漂亮的护卫舰——智利海军的骄傲、航海经验丰富的“劳塔罗号”——就是这种牺牲品之一。战争期间，它载着硝石驶离我们的托科皮利亚港，就沉没了。这次海难牺牲了16位海军军官的生命；他们有的被淹死，有的被烧死。
这些就是有一天来请我吃午饭的一个笑眯眯的加泰隆尼亚人的罪恶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