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人类家庭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的诗的文章，说我在远东的逗留，对我的创作的某些方面产生了影响，对《大地上的住所》这部诗集影响尤深。诚然，我在那个时期写的只有收入《大地上的住所》中的那些诗，不过，我不敢断然坚持这一点，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关于产生影响的说法似乎是错误的。
东方各国的哲学都很深奥，可是一旦面对真实生活，便会衍生出不安、神经官能症、迷惘和西方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会衍生出资本主义基本现象之一的经济危机。在那些年代，印度还没有多少地方能让人看到其深刻的核心问题。残酷地追求物质的生活，以最真诚的卑劣为基础的殖民地条件，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由于人口众多和工业不发展而失却平衡的封建社会结构，这一切都给印度的生活打上极度野蛮的印记，它的神秘面纱因而也就消失无遗了。
神智学的核心几乎一直控制在西方冒险家手里，其中也不乏北美人和南美人。他们中当然也有好心人，但是大多数都利用廉价市场，批发护身符和裹上一层低劣的玄学色彩的奇形怪状的偶像。这种人满口都是“法”[8]和“瑜伽”[9]。渗透着空虚和连篇废话的宗教体操，使他们入迷得如醉如痴。
因此，东方留给我的印象是像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我在心里没有给他们的宗教仪式和神明留下位置。我认为，我在那个时期写的诗，除了反映一个外地人移居到野蛮而又奇怪的世界所感受的孤独之外，并没有反映别的东西。
我记起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游客，是个素食者和大学讲师。他身材矮小，已届中年，光溜溜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敏锐而且无所顾忌，名叫鲍尔斯。他来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个佛教徒；他每次总是以下述饮食劝告来结束他的讲座：“你们要像洛克菲勒所说的那样，每天吃一个橙子。”
这个鲍尔斯以其令人愉快的无所顾忌，使我产生好感。他会讲西班牙语。在他讲座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大啖洋葱烤羊羔。他是个佛学学者（不知道是否正统），有比他的讲座内容更真实的口腹之欲。
一个迷上他的常礼服和理论的混血姑娘，很快就把他俘虏了。她是个虚弱的小姐，眼神痛苦，把他奉为神明，奉为活佛。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次恋爱经过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来找我参加他的又一次婚礼。他在一家商行当冰箱推销员，我们骑着商行供他使用的摩托车，把树林、寺院、稻田飞速抛到后面。我们终于到达一个中国人建造和居住的小村。他们用花炮和音乐迎接鲍尔斯，这时年青的新娘脸上搽得像个偶像那么白，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比别人坐得更高的椅子上。我们在音乐声中喝各种颜色的清凉饮料。鲍尔斯任何时候都不跟他的新妻子说话。
我们返回城里。鲍尔斯对我说明，只有新娘参加这个出嫁仪式。仪式将继续举行，不需要他在场。稍后他再回去同她一起生活。
“你没意识到，你这是在搞一夫多妻吗？”我问他。
“我的另一个妻子知道这件事，她会很高兴的。”他答道。
他说的这句话，跟他说的每天吃橙子的事一样真实。我们一到他家（他第一个妻子的家），就发现他的这个妻子——一个痛苦的混血女子——已经命在垂危，单腿小圆桌上放着她服毒用的杯子和一封诀别书。她黝黑的身上一丝不挂，一动不动地躺在蚊帐里。她的弥留状态持续了好几小时。
尽管我已开始对鲍尔斯反感，但是因为他显然很痛苦，我就陪着他。这个无耻之徒的精神垮了。我同他一起去参加葬礼。廉价的棺木放置在河岸边小山似的柴堆上。鲍尔斯用火柴点燃碎柴，嘴里喃喃地念着梵文的送灵词。
几个身穿杏黄色长袍的乐手单调地唱着，或者吹着悲切的乐器。这一大堆柴禾烧了一半就灭了，必须用火柴重新点燃。那条河在河道里漠不关心地流淌。东方那永恒的蓝天也显出绝对的无动于衷，对一个可怜的弃妇的孤独而凄凉的葬礼，显得十分冷漠。
我的外交官职权，每3个月只行使一次，这时候有一艘载运硬石蜡和一大箱一大箱茶叶到智利的轮船，从加尔各答开来。给文件盖章和签署文件的速度，都须发烧似地加快。随后而来的是无所事事的另外3个月，隐士似地独自观赏市场和寺院。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街道成为我的宗教。缅甸的街道，唐人街里有他们的露天戏台、纸龙灯和亮闪闪的灯笼。印度人的街道非常简陋，有作为一个种姓做买卖场所的寺庙，穷人们都在寺院外的烂泥地上跪拜。市场里槟榔叶堆成孔雀石山似的绿色金字塔。鸟店是出售野兽和野禽的地方。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有嘴叼长烟卷的、婀娜的缅甸妇女走过。这一切吸引了我，使我渐渐被真实生活的魅力迷住了。
种姓把印度人分成等级，就像有平行六边形楼座的剧场，楼座一层比一层高，在最高一层就座的是神明。英国人也保持着他们的等级制度，从小店员起到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然后是出口商，最后才是舒舒服服坐在这个制度的屋顶平台上的文职人员委员会的贵族们和帝国的银行家们。
这两个世界互不接触。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英国人使用的地方，英国人过的生活与当地的动荡也毫无瓜葛。这样的处境给我造成了难题。我的英国朋友总是坐一种马车来看我，这种马车专供流动性的短暂幽会使用，有人亲切地提醒我说，像我这样一位领事，无论如何都不该乘坐这种马车。有人还老实不客气地叫我别到一家波斯餐馆去坐，我在这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用透明的小茶杯喝了世界上最好的茶。这是他们的最后忠告。后来他们就不跟我打招呼了。
他们的抵制使我感到高兴。那些偏见很深的欧洲人并没有什么兴趣跟我说话，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我相当深入到那里人民的心灵和生活中去，我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她的衣着像英国女子，在街上自称乔丝·布莉斯。不过，在她家的亲人中——不久我就得以分享——她脱下英国服装，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纱龙；她不用街上的名字，而用保密的缅甸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