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纳粹分子

我又一次乘坐三等舱返回我的祖国。拉丁美洲虽然没有塞利纳[6]、德里欧·拉罗舍尔[7]和埃兹拉·庞德[8]之流著名作家，成为替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叛徒这种事例，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存在一股受希特勒主义势力渗透的强大暗流，这股暗流有的是本性使然，有的却是由于受到财政支持。到处都有小团体出现，他们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穿戴得像纳粹的冲锋队员。本大陆的老牌封建寡头政治集团同情任何一种反共形式，不管它是来自德国还是来自极左的土生白人。此外，不要忘记在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的许多特定地区，居住着大批德国人后裔。希特勒昙花一现的登台和日耳曼千年强盛不衰的神话，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种阶层俘虏过去。

在希特勒获得大肆张扬的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智利南方的荒村或城镇，真的不止一次必须在如林的弯臂十字旗下穿过街道。有一次，我在南方一个小镇被迫用当地的一台电话机，向“元首”表达并非出自肺腑的敬意。一家店铺的德国老板设法把电话机放在一个位置上，使打电话的人不得不举高手臂，向希特勒肖像表示拥戴。

我当时是《智利曙光》杂志的主编。这门文学大炮（我没有其他武器）的全部炮弹，都射向正在把别国一个一个吞吃下去的纳粹。希特勒驻智利大使向智利国立图书馆赠送所谓新德意志文化的书籍。我们进行反击，要求我们的全部读者把被希特勒禁止的真正忠于德意志的德国书籍寄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我接到死亡威胁。许多包得整整齐齐的装有抹上污秽的书籍的包裹也寄到了。我们还收到收集齐全的宣扬色情、暴虐和排犹思想的报纸《前锋报》，这个报纸就是数年后在纽伦堡被正义地绞死的尤利乌斯·施特赖谢尔[9]主编的。不过，德语版的海因里希·海涅、托马斯·曼、安娜·西格斯[10]、爱因斯坦、阿诺德·茨韦格[11]等人的作品，也渐渐开始怯生生地寄来了。我们收到将近500册书籍时，便把这些书交给国立图书馆。

太令人吃惊了，国立图书馆竟对我们锁上了大门！

我们于是组织游行，举着尼默勒牧师[12]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13]的肖像开进大学礼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礼堂里正在开一个由外交部长堂米格尔·克鲁查加·托科纳尔主持的会。我们把书籍和肖像小心地放在主席台入口。我们打赢了这一仗；那些书籍被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