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尔·卡斯特罗
胜利进入哈瓦那之后两周，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加拉加斯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是来公开感谢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给予他的帮助的。这一帮助包括他的军队所需的武器，提供武器的当然不是新当选的总统贝坦库尔特，而是他的前任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将军。拉腊萨瓦尔曾经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委内瑞拉左派的朋友，应左派的要求同意采取与古巴团结一致的行动。
我看到，这位古巴革命的年轻获胜者得到了少有的最热烈的政治性欢迎。菲德尔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最大的艾尔西伦西奥广场，连续讲了4小时话。我是不出声地站在那里聆听那次长篇演说的20万人之一。如同对其他许多人一样，菲德尔的演说对于我是一种启示。听着他对广大群众的讲话，我认识到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我很喜爱他新颖的语言。那些最杰出的工人领袖和政治家往往把内容可能有价值的套话说了又说，然而重复多了就变成陈词滥调，苍白无力。菲德尔不懂诸如此类的套话。他的语言自然而循循善诱；似乎他自己在讲话和教导别人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学习。
贝坦库尔特总统没有在场。一想到面对加拉加斯市民他就发怵，他在那里从来不受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说中每次提到他的名字，立即响起阵阵口哨声和起哄声，菲德尔只得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我认为，那天在贝坦库尔特和那位古巴革命者之间打上了明显的仇视的印记。当时菲德尔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讲的话与那种政治立场相去颇远。我个人认为，菲德尔的那篇演说，他那炽热、突出的个性，他激发起来的群众的热情，加拉加斯人民聆听他演说所怀的强烈感情，使贝坦库尔特这位老派政治家、开合法和非法会议的老手伤透了心。从此以后，凡贝坦库尔特认为多多少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或与古巴革命有关的一切，都毫不留情地压制。
群众大会后的第二天，我正在乡下参加星期日野餐，这时有几辆摩托车开到我们跟前，交给我一张古巴大使馆的请柬。他们找了我一整天，最后才发现了我的下落。招待会就在当天下午举行。马蒂尔德和我直奔大使馆。宾客如云，大厅和花园里挤得满满登登。大使馆外人群麇集，通往这座使馆的各条街道难以通行。
我们穿过挤满人群的大厅，穿过一条高举鸡尾酒杯的臂膀形成的壕沟。有人领我们走过几条走廊和几道楼梯，一直走到另一层楼上。菲德尔最亲近的女友和秘书塞莉亚，在我们料想不到的地方等候我们。马蒂尔德和她一起留下；我被带往隔壁的那个房间。我觉得这是一间勤杂人员——诸如园丁或司机——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有人刚刚匆匆起床，被单凌乱，一个枕头掉在地上。卧室的一角有一张小桌子，此外别无他物。我想，也许会把我从那里带往一间像样的小会客室，去会见卡斯特罗少校。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房门忽然打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身躯堵满了门洞。
他比我高一头；他快步向我走过来。
“你好，巴勃罗！”他对我说，并紧紧地拥抱我，紧得让我透不过气来。
他那孩子似的细嗓音使我感到意外。他的外貌在某些方面也跟他嗓音的声调相符。菲德尔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大人，而是一个腿突然长长的大孩子，还保持着稚气的面孔和少年人刚刚露出的一点胡子。
他突然放开我，像触电似地转过身，果断地走向房间的一个角落。这时我还不知道有个新闻摄影师已经悄悄进来，从这个角落把他的相机对准我们。菲德尔一下子冲到他身旁。我看见菲德尔掐住摄影师的脖子，并摇晃他。相机掉到地上。我走到菲德尔身边，抓住他一只胳膊，看着小个子摄影师徒然的挣扎而担心。菲德尔把他推到门口，硬是把他轰走了。然后，他笑眯眯地转向我，从地上捡起相机，把它扔到床上。
我们没有谈论这次意外事件，而谈起了建立一个全美洲的通讯社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拉丁通讯社”就是这次谈话的产物。随后，我们各自走一个房门回到招待会上去。
一小时后，当我和马蒂尔德一起从大使馆返回时，那位摄影师惊恐万状的脸和那位游击队首领本能地觉察背后有人悄悄闯入时反应之神速，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就是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晤。他那次为什么如此断然地拒绝摄影呢？他这样做含有某种小小的政治秘密吗？我至今都不明白，我们的会晤为什么需要如此保密。
我与切·格瓦拉的第一次会晤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这次会晤是在哈瓦那进行的。夜间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应邀到财政部（也可能是经济部，我记不准了）他的办公室去见他。他和我约定的时间是半夜，可是我参加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官方活动，又被安排坐在主席团里，因此我迟到了。
切足登长靴，身穿军服，腰间带着手枪。他的装束与办公室的银行气氛很不协调。
切皮肤黝黑，说话缓慢，阿根廷口音很重。他是那种适于在大草原上一杯一杯地品着马黛茶慢悠悠地交谈的人。他的句子简短，并以微笑告终，仿佛言犹未尽。
他对我说起我的《漫歌集》那本书，我听了很高兴。在马埃斯特拉山上，他经常在晚上念这本书给游击队员们听。现在虽已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我的诗句在他逝世时也陪伴着他，我还是会浑身战栗。我从雷吉斯·德布雷那里得知，在玻利维亚群山中，到最后一刻还保存在切的背包里的只有两本书：一本算术课本和我的《漫歌集》。
那天夜里切对我讲了一些话，使我着实迷惑不解，不过这些话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视线从我的眼睛移向办公室那扇黑洞洞的窗子。我们谈到美国对古巴可能发动的入侵。我在哈瓦那街头看见了散置在各战略据点的沙包。他忽然说：
“战争……战争……我们总是在反对战争，但是，我们打过仗后就再也离不开战争了，时时刻刻都想回到战争中去。”
他大声地自言自语，也为了说给我听。听了他的话，我确实大吃一惊。在我看来，战争是一种威胁，绝不是目的。
我们分手了，从此永远没有再见面。后来，他在玻利维亚大森林里战斗，并悲惨地死去。但是，我仍然看见切·格瓦拉这位好沉思的人，始终在武器近旁给诗留下一个位置。
拉丁美洲非常喜欢“希望”这个词。我们爱听人家把我们叫做“希望的大陆”。众议员、参议员、总统的候选人都把自己叫做“希望的候选人”。
这种希望事实上有点像上帝许诺的天国，有点像不断延期兑现的空头支票。延期到下一届立法会议，延期到下一年或下一世纪。
古巴革命产生时，千千万万南美洲人突然觉醒了。他们不相信自己听到的事实。在向往希望中绝望地生活的大陆的各种有关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这件事。
就这样，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
从那时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们却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一个非常强大和十足的帝国主义邻国企图压碎古巴的希望及其一切。美洲的民众天天看报，夜夜听广播。他们每次都高兴地舒了口气。古巴存在着，又存在了一天，又存在了一年，又存在了5年。我们的希望没有被绞杀，它决不会被绞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