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和战争
归途中，我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壮丽首都，不仅是实现许多梦想的地方，还是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的住处。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个节日。我一到莫斯科，就独自上街去，舒畅地呼吸着，用口哨吹起奎卡舞曲[18]。我看着俄国男子的脸、俄国女子的眼睛和发辫、街角出售的饮食、民间纸花、玻璃橱窗，我寻找着新事物，寻找着使生活变得崇高的小事。
我再次去拜访爱伦堡。这位好朋友首先让我看一瓶挪威烧酒。商标上是一艘彩色大帆船。另一处有将这瓶酒带往澳大利亚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原产地那艘船起航及回港的日期。
我们谈起酒来。我想起在我青年时代，我们智利产的酒由于市场需要，也由于质量高超，开始销往国外。对我们这些穿铁路员工服装和过着吉卜赛式动荡不定生活的人来说，酒永远过于昂贵。
在世界各国，我感兴趣的是酒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从它由“人的脚板”下产生起，直至装入绿玻璃瓶或刻花水晶瓶为止的全过程。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我爱喝里贝罗葡萄酒，用陶杯喝，杯子里会留下鲜血似的浓浓的酒迹。我记得匈牙利有一种叫做“牛血”的醇厚的葡萄酒，它的冲击会使吉卜赛人的小提琴发颤。
我的高祖拥有几个葡萄园。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村，是葡萄原汁产地。我从父亲和叔父们——堂何塞·安赫尔[19]、堂霍埃尔、堂奥塞亚斯、堂阿莫斯——那里学会了辨别粗制的酒和已过滤的酒。他们偏爱从酒桶，也就是从特别的、不会收缩的心脏里倒出来的粗制酒，要我尊重这种偏爱太难了。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在提高了品味水平并品尝过盛宴的酒香之后，要我“归真返璞”实在费力。艺术也有同样情况：与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阿佛洛狄忒[20]一起诞生的人，到头来却与大洋洲野蛮人的雕像生活在一起。
从前在巴黎，我在一家杰出人家品尝过一种佳酿。这是穆通罗思柴尔德牌的酒，其浓度无可指责，香味难以言传，口味极佳。这就是阿拉贡和埃尔萨·特里奥莱的家。
“这几瓶酒是我刚收到的，现在就打开请你。”阿拉贡对我说。
他接着告诉我有关这种酒的事。
德军当时长驱直入法国领土。法国最有才智的士兵——诗人和军官路易·阿拉贡，来到一个前哨据点。他率领一个护士分队。给他的命令是到达这个据点后，继续前进，到坐落在300米外的一座楼房去。法国阵地上有一位连长阻止了他。这位连长就是阿尔丰斯·德罗斯柴尔德伯爵，比阿拉贡还年轻，性子却跟阿拉贡同样急躁。
“从这儿你可过不去。”连长对他说。“德国人的火力太猛了。”
“给我的指示是到那座楼房去。”阿拉贡坚决地说。
“我命令你不要往前走，留在这里。”连长答道。
我敢肯定他跟我一样，是在像手榴弹那样火花乱迸的争论中，是在唇枪舌剑的对答中认识阿拉贡的。不过，争论持续不到十分钟。在罗思柴尔德和阿拉贡睁得大大的眼睛前面，一颗德军的迫击炮弹突然落到那座楼房上，它刹那间烟雾弥漫，化为一片瓦砾和灰烬。
就这样，由于一位罗思柴尔德的固执，救了法国头号诗人一命。
从此以后，每逢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日，阿拉贡都会收到几瓶穆通-罗思柴尔德牌的佳酿；这酒是上次世界大战中当过他的连长的那位伯爵的葡萄园出产的。
我现在是在莫斯科，在伊利亚·爱伦堡家里。这位杰出的文坛游击队员是纳粹主义的死敌，其危险程度如同一支有4万兵员的雄师，但他又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我从来弄不清他是更了解司汤达，还是更了解肥鹅肝。他欣赏豪尔赫·曼里克的诗，跟品尝格勒诺布尔苹果酒一样兴味盎然。他热爱整个法国——鲜美而芬芳的法国的灵魂和躯体。
战后，莫斯科曾谣传将出售一批神秘的法国瓶酒。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攻克一座有地窖的要塞，要塞里到处是戈培尔[21]癫狂的宣传品和他从温柔的法国酒窖里抢夺来的葡萄酒。宣传文件和瓶酒被送往获胜军队的总司令部；红军对文件加以研究，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瓶酒。
酒瓶是极漂亮的玻璃制品，瓶上炫耀着出产日期的特制标签。瓶酒全部来自著名产地，酿制于最有名的葡萄收获季节。其中有布尔哥尼葡萄酒、博纳葡萄酒、帕普新堡葡萄酒，都可以与金黄的普伊酒、琥珀似的武夫里酒、天鹅绒似的香贝丹酒相媲美。藏酒全部靠佳酿年份标签辨认。
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使他们把法国酒坊酿制的高级战利品送进酒店，以俄国酒的同等价格出售。作为限制措施，规定顾客只能购买数量有限的几瓶酒。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最好的主张，但是我们这些诗人，不管是哪儿的全都一样。我的文学界朋友人人都让亲戚、邻居、熟人去购买如此价廉物美的瓶酒。这些瓶酒一天之内就被人争购一空。
进入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爱伦堡家的瓶酒数量，我将不予披露。这就是我成为他的伙伴的原因，我们边谈论酒，边喝下戈培尔地窖里的一部分酒，以庆祝诗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