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和警察

在黑岛时，有一次女仆对我们说：“夫人，堂巴勃罗，我怀孕了。”后来她生了个男孩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她不在乎这个；她在乎的是要马蒂尔德和我当孩子的教父母；可是这事办不到，我们不能当。最近的教堂在埃尔塔沃镇，我们经常开小型卡车到这个小镇去拉汽油。教士毛发倒竖，活像一只豪猪。“一个共产党员教父？绝对不行。聂鲁达不能进教堂大门，也不能抱你的孩子。”那姑娘回到家里就低着头走进自己的卧室。

另外一次，我亲眼看见堂阿斯特里奥遭受的痛苦。他是个老钟表工。他已有一大把年纪，是瓦尔帕莱索最高明的精密钟表匠，给舰队修过各种航海精密时计。他的相依为伴的老妻就要死了。他们是50年的夫妻。我当时想，我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诗文，在他十分难过时能给他少许安慰的一篇诗文，让他可以念给他气息奄奄的妻子听。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可不知道是否想得对。我把这首诗写出来了，诗中我对这位工匠及其技艺，对在各种旧钟表的嘀嗒声中度过的十分纯洁的生命，发出由衷的赞叹，倾注了赤诚的激情。萨里塔·比亚尔把这首诗送到一家报纸去。这报纸叫《团结报》，由帕斯卡尔先生主编。帕斯卡尔先生是个教士，他不愿意发表，这首诗也就发表不了了。这首诗的作者聂鲁达是个革出教门的共产党员。他不愿意发表。那位老太太，那位堂阿斯特里奥的老伴去世了。那个教士就是不发表那首诗。

我要生活在没有革出教门的世界上；我不会把任何人革出教门。将来我决不会对这个教士说：“您不能给任何人施洗，因为您是反共分子。”我也不会对别人说：“我不发表您的诗，您的创作，因为您是反共分子。”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那里人们都只是人，除此没有其他头衔；那里人们不会为一条戒律、一句话、一个标签而苦恼。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走进所有的教堂，都可以进入所有的出版物。我希望市长办公室门口再不会有人守在那里阻拦和赶走别人。我希望人人都能笑逐颜开地进出于市政府大楼。我希望没有人须坐威尼斯平底船逃走，没有人被人骑着摩托车追踪。我希望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大多数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话、阅读、聆听、茁壮成长。我从来不赞同斗争，除非为了使一切斗争告终。我从来不赞同严酷，除非为了使严酷不复存在。我已选定一条要走的路，因为我认为这条路会把我们大家引到永远相亲相爱的境界。我在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宽广的、没有穷尽的善意而奋斗。我的诗曾和警察多次遭遇，所有这些遭遇及其他一些我没有一再诉说的事，还有别的一些我没有亲身经历而许多人又不可能诉说的事，使我对人类的命运怀有绝对信心，越来越明确地相信我们正在向脉脉温情接近。我有意识地写到悬在我们大家头上的炸弹的危险，写到不会放过地球上任何人和物的原子灾难的危险。然而，这改变不了我的希望。在这危急关头，在这垂死挣扎的一刹那，我们知道，决定性的阳光定能射进尚未完全闭上的眼睛里。我们一定能互相理解。我们一定能共同进步。这种希望是决不会破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