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电视剧创作存在的问题
以电视剧的艺术旨趣为指导，把握电视剧“冲突生成—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形成—主题表达和意蕴呈现”这一审美创造过程，以冲突为钥匙，我们会发现，目前在电视剧创作领域的各种乱象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情节导向方面的污名化、反伦理和欲望叙事。人类现实生活交织着高尚与堕落、光明与阴暗、正义与邪恶、美与丑的冲突，人类行为始终在至善与至恶之间波动，电视剧情节应该截取人类行为的哪些波段，并建立对这些冲突情节的审美观照，事关电视剧的情节导向。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创作，刻意强化缺乏深厚现实基础的人物矛盾，陷入生活表象和欲念的泥淖。一方面，电视剧出现了生活中少见而屏幕上常见的剧情，最突出的就是家庭冲突和后宫争斗，文化色调暗淡。一批以当代婆媳、妪婿、亲家之间生活冲突为题材的电视剧，把爱情归属地的婚姻家庭聚焦成家庭争斗的巨大旋涡，原本温情的家庭生活成了观念、物质、细节、性格等被放大的撕心裂肺的争斗。后宫中人人心揣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权谋，离开“斗”字似乎就无法展开叙事。这些剧情不管是发生在现代家庭中还是古代后宫中，都具有污名化叙事的典型效果，丑化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关系，形成媒介暴力，破坏人伦生态，因而无法告慰人生。婆媳关系的塑造成见和刻板印象，甚至让家庭伦理剧成了反伦理的典型。《双面胶》中胡丽鹃说：“你（丈夫）留下，请这位老女人（婆婆）给我滚蛋！或者我留下，你们俩给我滚蛋！”这种语言暴力的背后是反伦理的肆虐。按理说，电视剧作为精神产品应该是“美名化叙事”，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保障人伦生态的健康有序。另一方面，由去英雄化叙事、娱乐化叙事演变而成的欲望叙事也成为电视剧情节导向中的一大误区。《裸婚时代》《北京爱情故事》《蜗居》等电视剧都存在欲望叙事的狂欢和混乱，人物在物质欲望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欲望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是生命本能，欲望本身无可指责，现代视听传媒就是提供感性欲望及其价值观的渠道。但是作为具有叙事功能的电视剧如何引导感性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如何在道德性指导和理性欲望的支配下剔除欲望中影响群体秩序的负面成分，从而确立正确的欲望叙事的精神指向，如何在欲望叙事的自我建构中避免无人格欲望，如何在消费主义时代避免对纯粹物质欲望的迎合和认同，让电视剧变得更加体面、文明和有意义，已经成了电视剧需要破解的一道难题。
第二，人类意志表达的暧昧。弗莱塔克在《论戏剧技巧》一书中提出了戏剧的两个要素是内心意志以及行动。布轮退耳也指出，人类企图支配环境才能使戏剧得以存在，“我们在奋力扫除那些阻碍我们去获得目的物的障碍时，我们对我们的自由所怀的信念，会给予我们不小的帮助”[4]。可见，戏剧的哲学意义在于人类意志的自我确证，戏剧故事创作和欣赏的目的在于对人类意志的艺术呈现。戏剧对于人的意义与其他艺术、科学等不同，戏剧是“建立在某种信仰基础上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事件。像仪式那样，戏剧演示与维持一个社会的文化习俗与传统，确定、继承、传播、巩固特定文化的价值与意义”[5]。戏剧在表达人类意志，尤其是情感与道德意志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汉堡剧评》就提出“剧院是道德世界的大课堂”，要培植理性秩序，社会正义，并相信戏剧的社会批判和拯救意义，“戏剧的任务就是解决或消除这些在不同的个别人物身上各自独立化的那些精神力量的片面性”[6]。作为当代最流行的戏剧艺术，电视剧在冲突情节中如何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培植纯正人性而不是逢迎人性中的低劣部分，以应有的美学观照的高度自觉承担“戏剧立法”功能而不是引发价值观紊乱，是电视剧创作的核心命题。近年的一些电视剧，刻意表现人物意志“向恶”和低劣的成分。如电视剧《甄嬛传》在人性和伦理关系制约中，缺乏对人的本质力量、正面精神的美学追问，多的是现实生存策略的无底线考量，表现了现实的堕落，最终陷入了厚黑学的窠臼。电视剧《大宅门》中主人公白景琦的婚恋观念混乱，缺乏当代意识观照和现实主义批判，缺乏对民族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的自觉追求。从总体上看，这些电视剧在人类意志的表达上，具有一定的暧昧色彩，缺乏人性追求的清朗和敞亮。
第三，“适当的节制”原则的破坏。在消费主义时代，电视文化的娱乐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通过满足观众的快感获取市场认可，从而实现收视率和商业价值，新闻、综艺节目都掀起了娱乐主义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的“严肃性”也受到了挑战，主旋律电视剧娱乐化成为目前电视剧创作的显著特征。21世纪以来，一批以“戏说”“穿越”“雷剧”等为标签的电视剧张扬娱乐快感，追求视觉快感的营造，冲突设置上追求特殊而极致的人物关系，动作上追求身体快感，语言上求新求异，迎合观众窥视、游戏和狂欢的快感体验。这些艺术表现手法缺乏“适当的节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剧情“雷人”，随意不拘地表现强烈、无节制的人物冲突和动作。抗日神剧中，女侠被鬼子强奸后冷箭射杀数十日伪军、女兵裸体与八路军战士相互敬礼这些“桥段”被人称为“对历史施暴”，“邪教式的赫赫武功、AV大片式的青春激扬，从嗜杀的隐秘快感到赤裸裸的情欲表现，抗日题材成了包容一切想入非非的意淫大餐”[7]，不管创作者出于何种目的，这种纯粹的、消极的视觉快感成为电视剧欣赏的心理需求，完全忽视艺术的审美、文化的含蕴甚至起码的逻辑性；另一方面，台词“雷人”，语言形式上刻意模仿日常生活中的“段子”，使用小品式语言，内容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笔者以“雷人台词”为关键词，百度搜索到相关结果370余万个，一些电视剧剧情过多依靠台词的戏剧性来实现，剥离台词的语言快感，剧情乏善可陈，没有生活内容，缺乏深沉的人生况味。快感是人类的生命本领，适当的快感追求是艺术的内在要求，不论是早期尼采的“酒神精神”、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还是当代尼尔·波兹曼提出的“娱乐至死”命题，都对艺术快感有所指涉。快感是意义生产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8]。可见，快感建立于艺术创作的章法之上、价值谱系和秩序体系之中，快感需要“适当的节制”，着意于理性与崇高的追求，在情趣、美感、价值观以及基本逻辑性参与下才能靠近叙事真理，才能有助于观众深层次的精神愉悦和灵魂的净化，成为人的精神的解放力量。
第四，文化传统重估与形塑的变调。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学史和戏剧史，以及在长期传承过程中固定下来的文化传统，为电视剧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叙事资源。中西方艺术理论的长期积淀为电视剧艺术提供了厚实的美学给养。不管科技发展为电视剧艺术提供怎样强大的语言支撑，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对电视剧观众的心理产生怎样颠覆性的影响，电视剧如何为艺术传统提供形象肖像，对典范性作品及其蕴含的价值规范如何进行重估与形塑，进而起到文化体认、心理同构作用，涉及电视剧价值传承和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21世纪以来，在娱乐化风潮以及商业利润主导下，一大批经典文本被改编为电视剧文本，包括四大名著被重拍，《林海雪原》《红岩》《洪湖赤卫队》《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红色经典被改编。其中一些电视剧在改编过程中未能准确把握和处理好人物的冲突关系、冲突动作和冲突语言，强化了流行性、消费性，在剧中增加人物三角恋、强化反面人物的“人性”色彩等，破坏了原文本中的形象格调、语言格调和精神格调，崇高和优美被解构，瞬间满足的快感取代了审美超越的美感。这种变调是艺术传统的异化改观，褫夺的不仅是经典的文化意味和审美品位，更是文化精神的失范，国家文化资本的蠹蚀。
当我们陈列出以上这些问题并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思考，就会发现它们都指向了电视剧冲突。如果将电视剧看作生气灌注的艺术生命体，冲突就是这个生命体动力生成并持续不断地供给叙事动力的源泉。正本清源，只有从电视剧冲突这个源头上把握好电视剧创作的尺度，才能让电视剧作品呈现该有的精神气质，避免出现美学观低下和价值观暧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