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取舍中的情感凸显：刻画饱满的人
艺术是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艺术生产是人类追求精神全面发展、人格完美建构的集中体现，情感表现自然是艺术创作的应有之义。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7]。不论是西方艺术还是东方艺术，都强调情感表现作用。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华兹华斯就提出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一著名论断，中国自《诗经》起就有浓郁的抒情传统，东方叙事美学重视“带着情感感受的直接把握”，尤其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是中国古典戏曲以唱为主，尤其强调人物情感的抒发，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发表了浪漫主义宣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主张“以情格理”，强调人物表演的情感抒发，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提到“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
相比其他文艺体裁，戏剧更容易表现情感，正如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说，“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近人情……快人情者，要毋过于曲也”。
相比电影重在对人性的艺术表现，电视剧更加重视情感的表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视剧昭示的是一种感性的坚守与回归，让人物在情感的波澜壮阔当中，在人性的自由舒展中，在诗意的抒怀中获得情感体验，进而超越现实利益、关系和目的，达到消除对立与冲突，在精神狂欢中获得自由和谐的心灵境界。但是电视剧冲突及冲突情节毕竟是以人类生活的理性秩序和理性思维为基本逻辑，不管是抽象的主题规定还是具体的叙事技巧，都诉之以理性前提，情感是渗透在故事中的元素，需要在叙事技巧方面把握好情感形象化的形式、强度和节奏，把握好情感输出的度，才能产生有审美效应的情感。
情感在电视剧中是一个包容度十分高的对象。它甚至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情感的包容度。在电视剧中，警察可以爱上罪犯，富翁可以爱上仆人，仇人的儿女可以相爱。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感则较少出现也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电视剧具有生活奇观的效应，就决定了它在情感方面的巨大表现力。
对于作为主体的冲突人物而言，情感表现要做到饱满，这里面包含四层意思，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逻辑的规定性和表现方式的规定性：
第一，质的规定性方面，情感塑造要有当代视角。情感具有普适性，但是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不同，导致情感表现的差异性。在电视剧创作中需要以现代性视角去表现人物的情感，以适应当代电视观众的情感观。电视剧《甄嬛传》中，相对皇帝对甄嬛的情感，观众更加认可果郡王对于甄嬛的情感。《橘子红了》中，荣耀华对秀禾的感情自然不如荣耀辉对于秀禾的情感，后者更让观众认可，因为甄嬛和秀禾都是皇帝和荣耀华众多妻子中的一个，当代观众情感态度自然不能信任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情感。不管是果郡王还是荣耀辉，他们的情感追寻都具有超越时代的真挚性。情感是衡量电视剧主要人物美学价值的重要标准，电视剧《大宅门》艺术构思不可谓不精巧，但是白景琦三妻四妾的情感经历和情感生活的轻佻表现，让白景琦的美学形象无法树立起来，直接影响了本剧的价值观。
第二，量的规定性方面，情感塑造要“惜情”而不“滥情”，契合中国人情感表达的隐忍态度。对于人物情感的表现和表达，一定要注意珍惜笔墨，咸淡适宜。《悬崖》的情感戏，穿插在紧张的谍战戏中，有许多揪心的泪点。孙悦剑被捕受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周乙乘无人之际凑近她，她看着丈夫，说了一句“我受不了了”，眼含泪水的周乙将一片药偷偷塞进了她手里；孙悦剑带着儿子越过边境冰河到达苏联那边，回头看却不见丈夫来，自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的儿子孙家乔，知道爸爸没有过国境线，对着茫茫林海大声地喊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声“爸爸”……透过这些震骇人心的场景，我们能体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巨大牺牲精神。但是从情感戏的总量控制和情感戏的表现尺度上，该剧过多表现了人温情脉脉和有血有肉的一面，尤其是在主要人物身上，哪怕漫溢出来一点点多余的情感都是对人物形象的破坏。如周乙来到顾秋妍躲藏的乡下，要带莎莎去苏联，两人在屋内发生了这样一场冲突：
顾秋妍：“这个选择对我来说真残忍，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周乙：“我了解。”
顾秋妍：“其实这六年，能让我咬着牙撑下去的，就是因为孩子，从小到大，莎莎都没离开过我，你现在一下子把莎莎带到那么远的地方，我接受不了。”
周乙：“我是觉得莎莎跟着你不安全。”
顾秋妍：“你带着她穿过那么长的国境线，难道就安全吗？”
周乙：“我保证，我会把她安全地带过去。”
顾秋妍：“我就不明白了，莎莎跟着我怎么就不安全了？就算哪天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还能拿孩子下手不成？”
周乙：“不要高估了他们的人品。狗急跳墙，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顾秋妍：“现在除了孩子，我没有任何的依靠，莎莎不能跟你走。”
…………
周乙：“秋妍，理智些。”
顾秋妍：“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
周乙：“我不喜欢你这么说话。”
顾秋妍：“我用不着你喜欢。”
周乙：“你到底是在考虑自己还是在考虑孩子的未来？”
顾秋妍：“我考虑什么了？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丈夫张平汝现在在山上生死未卜，我现在除了孩子我什么都没有。”
顾秋妍作为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跟周乙在哈尔滨的白色恐怖下假扮夫妻战斗了六年，能让她咬着牙撑下来的，仅仅只是因为孩子吗？顾秋妍说：“我理智？凭什么让我理智？我理智这么些年了，我得到什么了？”台词低估了一个久经革命洗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也低估了一个母亲的思想境界和智慧。
情感饱满却不漫溢，在其他人物身上也是需要坚守的原则。《悬崖》中，特务科科长高彬总乐于和手下一起喝酒吃饭，唠嗑家常，甚至喜欢与周乙讨论身体的病病痛痛，即使在最后知道周乙就是潜伏在警察厅和自己做了十几年对手的特务时，依然关心他，甚至同意他见女儿莎莎最后一面。高彬的情感塑造太过人性化，显得虚假不真实。
第三，逻辑的规定性方面，情感塑造要体现与人物性格的一致性和故事的一致性，遵循性格和故事的双重逻辑。《楚汉传奇》中项羽下令坑杀20万投降的秦兵，一是缺少供给，秦兵总是偷粮造反，危及楚军安全。第二是管理秦兵也十分浪费兵力。在冷兵器时代，对于一个要问鼎天下的人来说，20万训练有素的秦兵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何况前有秦赵长平之战中白起坑杀40万赵军的先例。不论从长远来看还是从眼前实际来看，项羽和范增想杀掉20万秦兵，都有一定的时代理性，而且对秦兵有着家仇国恨又自负自大的项羽来说，本性上就是血性十足的一只猛虎。但是在坑杀20万人之后，编剧花费了大量笔墨刻意表现项羽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甚至哭哭啼啼，完全不符合项羽的枭雄形象，这种滥情形式也违背了时代逻辑。
电视剧是一种需要同时调动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双重体验的艺术样式，受众的情感体验既有审美性，又具有日常性，日常情感为审美情感体验提供价值观规范。
审美情感的介入是电视剧之所以成为叙事艺术的基础。只有当电视剧创作按照叙事艺术的一般规律，在主题表达、情节叙事、人物塑造等方面充分运用了剧作技巧，才可能让电视剧成为作品。而作为“再现型”艺术样式，观众会在剧情中寻找日常生活的影子，如果这种“艺术之影”缺乏情感的道德性，那么就难以与观众形成共鸣，会误导观众的社会认知。因此，作为主体的主要人物，与其他冲突人物的情感塑造，都要特别注重其价值观意义。
冲突人物的情感塑造，要以道德认同为前提。《黑洞》中的聂明宇，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涉黑犯罪集团的老大，但是编剧却对这样一个反面人物倾尽笔墨进行正面的情感刻画。首先是历史书写，给聂明宇一个足以让人深刻同情的成长背景，“十年浩劫”父母含冤，让兄妹俩流落街头备受饥寒和凌辱，上山下乡受过不少苦，入伍后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却因为救兄弟兼战友的刘振汉挨了一枪，导致丧失性能力，失去了一个男人的骄傲。第二是现实困境的展示，给观众同情聂明宇提供可能，他得不到身为高官的父亲的任何帮助，需要完全依靠自己去获得成功。因为失去了生育功能，他在爱情和婚姻面前有着巨大的难以启齿的痛楚。第三是人性“光辉”的抒写，聂明宇尽己所能资助刘振汉上学，他竭尽全力给予被强奸的妹妹亲情上的温暖，即使对对手贺清明，他都能手下留情。最后是抒情性场景的设计与陈道明的魅力演绎，聂明宇喜欢和朋友一起拉琴，喜欢待在办公室后面的屋子里，屋子布置得和当年连长老耿的房间一模一样。喜欢独自面对大海和独自来来往往，一个人承受苦痛和悲哀。陈道明将这种悲情演绎得有血有肉，透出一种不可抗拒的成熟魅力，即使在聂明宇死后刘振汉独自走出龙腾集团大厦时，画外音依然是聂明宇拉出的高亢有力的琴声，透过刘振汉的痛苦和孤独表达对聂明宇不尽的惋惜。
与《黑洞》一样对反面人物进行正面情感刻画的还有《蜗居》中的宋思明形象。宋思明是江州市委书记的秘书，是一个负面价值取向的人物，他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官德沦丧，编剧没有将他与郭海藻之间的感情纠葛定位为纵情声色、权色交易，而是极尽情感叙事之能事。从宋思明方面讲，郭海藻并不美艳，外貌气质像极了宋思明大学时代暗恋的女生，这为宋思明爱上郭海藻提供了情感基础。之后他因为醉酒和郭海藻发生性关系，误以为得到了海藻的第一次，男人的责任心让他发誓要一辈子照顾海藻，进一步将原本的男权女色逻辑拉向情感逻辑。在得知郭海藻因为流产而切除子宫时，他冲出会场，驾车朝货车撞去，宛然一个痴情男子万念俱灰的殉情之举。另一方面，从郭海藻方面来讲，她并不贪图物质享受，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她对宋思明的好感并不来自对权钱的趋之若鹜，宋思明慷慨解囊借钱给她帮助姐姐，帮她姐姐找外教工作，亲自出面解决郭海藻工作上的难题，任何时候他都能游刃有余地解决难题，在她看来，与小贝相比，这个成熟男人人格上非常完美，郭海藻爱上他有非常合理的情感逻辑。《蜗居》将宋思明与郭海藻之间的感情进行合理化处理，完全剥离在外貌、金钱、权力乃至性之外，让观众认同甚至同情宋思明与郭海藻之间的感情。
情感表现是人物性格的体现，需要对形象的情感表现进行道德上的考量。一方面，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是我们艺术创造的重要原则，要防止人物脸谱化、符号化的简单处理，要充分认识人性复杂的客观事实，要从细节上注重对人物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也不能回避其反面因素，不同立场的人，也有其立场的责任心和作为人的良心。黑格尔说：“性格同时仍需保持住生动性与完满性，使个别人物有余地可以向多方面流露他的性格，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境，把一种本身发展完满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性显现于丰富多彩的表现。”[18]在表现本质恶的时候，可以表现非本质方面的某些美，表现人物情感、思想的多层次多侧面。另一方面，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并不能代替甚至超越性格的主导性，要防止“化丑为美”，刻意在道德模糊和灰色地带去刻画人物形象。反面形象是文本中的异质力量，是颠覆文本话语的对立因子，是叙事冲突的另一极，只有正面形象战胜负面形象，才能使得文本产生出事先预设的意义，而不至于被异质力量所解构。所以我们在进行电视剧文本建构时，要让反面形象放置在文本的边缘地带，通过文本空间大小的对比完成意识形态修辞。人物情感是一种具有高度美学色彩的修辞方式，最终会将观众引向审美意蕴层，产生远远超过道德批判力量的美学效果，这就是很多观众对聂明宇和宋思明着迷的原因。这种从情感塑造上对于反面人物的美化，将审美体验与道德评判割裂，从而形成受众审美心理与道德心理的分裂，削弱了该有的道德批判，观众对于反面人物（道德缺陷人物）的情感认同，会造成审美接受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