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起伏中的人性突现：塑造升华的人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发现人类生存的世界万物都有一种向上的力量，都存在一种秩序感。每一种生物都具有独特的德性（希腊语“arete”），正是因为德性的存在，万物才井井有条而欣欣向荣。柏拉图就将德性看作是人所具有的“一般的善”，即“善的理念”的精神力量。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具体德性而达到的，人类甚至分化到具体群类都有自身的德性，尼采将这种姿态称作“动物力”，正是这种“动物力”的存在，让人类生活呈现出向上的方向和向上的姿态。
艺术是人类精神的表征和人类的精神仪式。艺术活动是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体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艺术需要“当以诗人个性中真实的精神生命为出发点，以宇宙全部的精神生命为总对象”。艺术具有双重结构，由人创造也不断地创造人，不断解构人的非人本质，扬弃消极因素，建构人的自由本质，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协调，生成主体精神进而不断确立人的本质力量。英国经验主义代表人物培根指出，诗是想象的产品，是一种“虚构的历史”，“能使事物的景象服从人心的愿望，从而提高人心，振奋人心”[12]。在电视剧艺术中，冲突叙事必然直面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正如黑格尔所述，“因为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心灵从这对立矛盾中挣扎出来，才使自己回到统一；环境的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只有在这种发展中，理念和理想的威力才能保持住，因为在否定中能保持住它自己，才足以见出威力”[13]。
“聚焦已经是一种包含着主体性的阐释”[14]，被聚焦的对象，代表着作者的审美价值投向。电视剧叙事靠近世俗道义，它里面的人物，可以写不正确的道德，甚至还写那些扭曲的、疯狂的、暴烈的人生，写那些反道德、反人性的人物，它并不对道德做直接的辩护，它所探究的是人性内部那无穷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反人性的人物，不应该是叙事核心，这些人不可能承担起电视剧叙事的价值，电视剧的艺术旨趣决定了电视剧需要有情感抚慰的温暖力量，在表达人的本质力量方面需要突出升华的人，需要直接表现人的“生物力”，直接呈现人向上的姿态。
海岩《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玉观音》都讲述女警察的是情感故事，都涉及警察和罪犯的爱情故事。但是二者在表现情感与理智、道德与人性、小我与大我等方面不尽相同，《玉观音》很好地把握了人性向善的正确方向，而《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中身为警察的吕月月不管是在情与法、金钱与尊严、欲望与人格方面都做了错误选择，导致自己从光明走向深渊，从深渊走向毁灭，她在困境中没有走向柳暗花明，而是不断沦丧。尽管编导者设置了一个作家作为叙述者发出批判的声音，但是人格沉沦的人物脉络，不断降低着剧情的温度，留给观众的不是悲剧的伤痛，而是沉重的窒息感。
在电视剧中，人们和期待剧情发展一样期待人物性格的发展。所谓人物性格发展，用阿契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整个戏的范围内应当改变他蕴涵在语言和行动之中的精神习惯”[15]。萨特对此也有真切的认识，他在《为了一种境遇剧》里指出：“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作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影响他的终身。”[16]
电视剧主要人物的人性升华，是内含在电视剧剧情中的精神轨迹，是渗透给观众的道德感召。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顺溜一开始是一个组织纪律涣散的人，固执中内隐的是他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小黄庄一战充分展示了他神枪手的才能，此后的剧情主要展示其性格的发展，三道湾战役中所有参战战友的阵亡让他明白了集体观念和战友情感，他的心中开始有了战友和集体。牛湾镇伏击石原让他明白了命令高于一切，他的心中开始有了组织观念。南湾码头上，顺溜伏击投降归国的坂田，他最终只打破了日军的军旗、战旗，击穿了坂田背着的石原的骨灰，却没有将子弹射向敌人的身体，表现了新四军所具有的大局观念，在家和国的冲突中完成了顺溜形象的塑造。通过三个阶段的成长，顺溜从个人意识上升到集体意识，从感性情感上升到理性意识，从超越个人仇恨到国家意识，观众随着剧情发展逐渐品味到的是顺溜的人性升华，并由此深刻理解英雄伤痛与磨难的心路历程，让人物具有时间维度上的立体感。
《小麦进城》在充分展示王小麦奋斗过程的同时充分表现了她“人性之美” 的升华。王小麦在乡下时心直口快、嬉笑怒骂由着自己，可是到了北京城，不管婆婆一家怎样责难她，她都隐忍，即使林家人给她再大的伤害她都不计较，她总是千方百计为林家的每一个人好。隐忍的背后是可敬可叹的背负。刚刚进城时，她背负起骂名，在城里刚刚站稳脚跟，又不得不背负起沉重的生活重压，在自己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的时候，她还要背负起解决全家人此起彼伏的矛盾纠葛的主心骨重任，而在丈夫两度出轨的情感危机中，她更是背负起一个脆弱女人最不可能背负的屈辱和宽容。可以说，王小麦进城，从农村妇女慢慢成长为城市创业者，从初中生成长为夜大毕业生，角色形象由弱小变伟岸的同时，人物行动从被动转向主动，其人性之美的内涵也随之变化，观众对她的审美态度也是超越悲悯转向敬仰，王小麦成为一个激励我们如何创造美好生活的典型。
如果将作为主体的主要人物的人性降沉作为电视剧叙事的主体脉络，并在价值观上未予批判，就会导致电视剧价值观错误和美学上的失败。电视剧《甄嬛传》在学界引起争论的正是它让主要人物甄嬛由“好”变“坏”，从“以德报怨”到“以恶制恶”。本书将在下一章有关冲突人物的价值观讨论中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电视剧也表现人物的人格降沉，从叙事学来说是一种修辞需要，是对故事逻辑和现实逻辑的配合和妥协，正是因为有这种降沉人物的比照，才让主人公所承载的主题意义和人格升华，更有叙事的力量和传送的效果。一方面，在人物配置方面，可以在作为主体的众多人物中表现一位人物的堕落，形成行动元的分裂，也可以让作为辅助者的次要人物进行人格降沉，实现行动元分裂和冲突形势的转换。另一方面，人物的沉沦一定要给出沉沦的理由，电视剧《玉观音》中做伪证的刘明浩，为了公司的生存才背叛兄弟做了违心之事。而电视剧《打狗棍》中的白金柜从学徒变成汉奸，他性格中的八面玲珑和有奶便是娘的思想就决定了这种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