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之美

宗白华说，“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也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22]。蒲震元在其美学专著《中国艺术意境论》中也提出，“意境存在于画面及其生动性或连续性之中，它是特定形象及其在人们头脑中表现的全部生动性或连续性的总和”^[23]，并指出“中国艺术意境审美重内倾超越的无限意象生成心理，是以体认宇宙生命的生机活力为归宿的”^[24]，可见，只要是以人为表现对象的艺术形式，意境创造与生命形态、生命意志、生命意识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意境的形成必然以“活跃生命”的传达为前提。

康德认为艺术标志着活动的自由和生命力的畅通，他早就提出，很多作品无瑕可指却少了灌注灵魂于全身的气质，就在于作品缺乏对日常审美意象的创造。电视剧受剧集的限制，人物的矛盾冲突相对固定，不管是冲突对象还是冲突类型，都是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变化。优秀电视剧总是在描摹生命和创造生命过程中赋予人物以生气灌注，表现生命力的自然迸发、生命的意味，电视剧创造要达到苏珊·朗格所说的审美创造高度，“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25]。

相比较于《士兵突击》，《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剧叙事逻辑并无瑕疵，却缺乏感性生命呈现的生气灌注。作为队长，《士兵突击》剧中的袁朗和《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中的雷战各自代表着军人的标杆，他们都身怀绝技，心怀悲悯，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军人对于国家的责任担当。但是在雷战的矛盾心理中，他始终以战争思维去指导自己的意识和行为，永远想着的是“敌人会怎样对待女战士”，一切以敌人会怎么做作为训练女特战队队员的标准，甚至不惜动用酷刑方式训练女兵的忍耐力，面对实战中的残酷，他从头到尾都不断劝说女兵“退出”。袁朗不一样，尽管他也思考“在更加真实和残酷的环境中还能生存” 这样的问题，但他对军人的解读更多的是从普通人的立场、从更加宏阔的人生角度去理解。他追求生命的新鲜，他相信人生“没有功德圆满，没有一步登天”，需要“长相守，长相守是一种考验，随时随地”，即便对于战争，他认为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对抗”，“你的战友，甚至你的敌人，需要你去理解、融洽和经历”。袁朗这一形象始终体现了超越于军人有限经验之外的生命自由，在具体的、有限的形象中传达出无限的意蕴。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两句诗：“谁沉冥到/那无边际的‘深’/将热爱着/这最生动的‘生’。”蕴涵在理性精神之下的是永恒活跃的生命，充满了生命的节奏感和韵味。如果说，《我是特种兵之火凤凰》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了特战兵世界，那么《士兵突击》有一种“生气远出，不著死灰”的境界，能让我们每个观众都成为一名士兵，学会在天长日久的人生路上，如何去“突击”，如何面对困境完成自我的救赎，超越现实的禁锢，透视苦难，直达生命核心。

生命之美在于对生命的敬畏与礼赞。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人的生死是超越于一般家国伦理之上的关于人自身存在的形而上的问题，流传千古的王羲之《兰亭序》，即表达了超越于社稷江山忧患之上的“生命追问”。戏剧艺术表达的是人的委屈、沉郁、感伤与凄凉，但终究是化悲哀为美，化凄艳为美。因此，要对生命消逝的“死亡”行为保持高度的审慎，因为死亡是行为的终结，本质是终结和否定，是人的大悲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