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藉性人物和慰藉性情节的设置

冲突是电视剧动作叙事的灵魂，电视剧依托冲突建立起了情节、结构的叙事合法性。法国戏剧理论家布轮退耳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17世纪西班牙戏剧家维迦也说过，“观众喜欢富于变化的戏剧”，戏剧遵循“紧张规律”，有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节才能吸引观众，但是“当一个戏一开始运动以后，它的运动就应当不断地以逐渐聚积的动力向前推进；如果它要停顿一段时间，这个停顿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2]。在电视剧中，处理这种停顿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慰藉性人物和慰藉性情节的设置。

艺术作品和宗教、哲学等精神产物一样，不论对创作者还是对接受者都具有精神慰藉作用。慰藉就是指对人类精神具有安慰、寄托、期望、祈求等作用。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显性体现，精神产品具有对外部异己力量的阐释功能，并以超现实的幻想力量实现对人类现实的占有、对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认、对意志愿望和存在之间矛盾的调和，从而实现精神慰藉。

在电视剧内部结构中，情节序列除了有冲突性人物关系，还有一些人物处于冲突性关系，并不参与冲突叙事，而是冲突叙事的旁观者，只对处于正面价值地位的冲突性人物的情感和精神起到抚慰作用，这种人物即慰藉性人物，由此类慰藉性人物生发的情节称为慰藉性情节。还有一类人物虽然处于冲突关系之内，但不参与冲突叙事，对核心人物的冲突态势和冲突进程产生一定影响（而不是直接的推动作用），如电视剧《潜伏》中吴敬中的太太等，虽然不是慰藉性人物，但在剧情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是突出电视剧艺术传播的情感抚慰作用，与此类人物相关的情节也可称之为慰藉性情节。电视剧《小麦进城》中，秦朝阳、蒋东升帮助小麦解决困难，也干预了林木和小麦的情感冲突，但是并不直接推动冲突进程，他们不属于慰藉性人物，但是跟他们有关的情节却属于慰藉性情节。林教授的有关行动虽然对小麦具有一定的慰藉作用，但是不属于慰藉性人物和慰藉性情节，因为他直接参与小麦和杨文采的冲突，和小麦属于同一行动元。

在电视剧人物方阵中，慰藉性人物不可缺少。首先，慰藉性人物与电视剧主题密切相关。电视剧《士兵突击》中三连指导员何洪涛评价许三多“有情义”，说：“我信一种兵，有情有义的兵。”在许三多从老A回来精神迷茫的时候，他接纳了许三多，依然相信“许三多到哪儿都错不了”，让他“好好地做你的兵，不想当兵了，好好地做你的人”；七〇二团团长王庆瑞可谓许三多的“伯乐”，他告诫许三多：“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做到，你只有做到，你才能得到。”他赞扬许三多：“守军营一守就守半年，这种战士放在哪里都会体现出他的价值的。”他相信许三多会成为让自己也望尘莫及的那种兵。作为本剧中的两个慰藉性人物，何洪涛和王庆瑞分别从士兵的情感和理想事业两方面为许三多提供精神鼓励，也从正面阐释本剧“不抛弃、不放弃”的主题，他们给予许三多的是一个理想的战士所要坚守的团队精神和坚守精神。其次，慰藉性人物具有完美人格，给观众以超越剧情的精神引领。慰藉性人物给冲突人物提供的是温暖的慰藉，这种慰藉力量依靠他们自身坚实的人格基础为后盾和来源。在人物方阵中慰藉性人物并不是全能人物，也不是观众审美投向最多的人，但是他们在品格上是完美的，具有十足的人格魅力。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认为：“真正的慰藉只能是从一位有位格的安慰者而来，只有它，能够使人存在的此岸、有限和必死与它的彼岸、无限、永生联结在一起，最终超越此岸性、有限性和必死的限制。”^[3]在电视剧《戈壁母亲》中，程世昌命运多舛却不怨天尤人；在革命干劲高于科学精神的年代，他坚持科学勘探建设农场；劳动改造时被安排打扫厕所依然尽心尽职毫无怨言；为了女儿钟柳的前途始终不与她相认；暗中帮助钟杨搞棉花选种改革试验。程世昌深处冲突旋涡中，但从不参与冲突叙事，行为的完美与思想的无可挑剔密不可分。最后，他们因为数量少、戏份少，处于人物关系的边缘位置，但是他们超越冲突关系，充满了温暖的人性力量，给观众以生命的慰藉。

慰藉性人物和慰藉性情节的设置在电视剧叙事中主要起到以下三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