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共生：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
依据行动元之间冲突和动作的对象关系，可以将冲突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外部冲突是指不同行动元之间的冲突，内部冲突包括同一行动元不同人物之间的冲突和人物的内心冲突。在电视剧的冲突叙事序列中，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并行或交替运行，犬牙交错，形成了人物冲突内外共生的局面。
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辅以悬念等戏剧性因素的参与，形成了电视剧回环曲折的叙事形态，让观众在一波三折的剧情跌宕中体味恐惧和悲悯，强化电视剧的叙事吸引力。《潜伏》中（如下表：电视剧《潜伏》冲突类型与冲突分布序列），正是因为余则成时时处在与国民党军统生死较量的危险境地中，才让翠平哪怕一句大意的话（如跟军统太太们说见过八路军）、一个错误的举动（如买了一份刊登有左蓝照片的报纸）、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如将铺盖卷放在柜子里）都可能将两人暴露无遗。同时，也正是马奎、陆桥山和李涯们之间的相互猜疑相互拆桥的内讧，给余则成提供了夹缝中工作和生存的一线空间；正是吴敬中的私欲膨胀，让他和余则成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无形中也为余则成的潜伏空间提供了一层保护色。《潜伏》中这种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的交织，形成了不同维度的叙事张力，也形成了塑造和诠释人物形象的多维视角和多维渠道，不仅让故事呈现出立体形态，也让人物呈现出立体形态。更具哲学意味的是，人物借以存在的生活是丰富而复杂的，交杂着内因和外因的冲突，不断变化着内质和外部要素，展现出一个既遵循着世道逻辑又不断演绎裂变奇观的多彩世界。
电视剧《潜伏》冲突类型与冲突分布序列
续 表
续 表
同样，电视剧中常常存在着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相互转化的例子。如《亮剑》中的李云龙与楚云飞，由共同抗日的盟友变为战场上的对手，惺惺相惜却不能不为了各自的信仰和立场，与对方展开殊死斗争。这种转变一定不能是冷冰冰的，需要带一点温暖，楚云飞和李云龙兵戎相见，依然相互惦记，依然在彼此心里有温暖的记忆和揪心的牵挂。这种牵挂，超越了政治立场和各自的信仰，是对彼此的人格、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敬仰。
首先，处于相对关系的两个主要行动元之间构成的外部冲突是电视剧叙事的主要驱动力，由此形成的动作链构成电视剧的主要叙事脉络，承担主要的意义生产功能，体现鲜明的价值判断。《潜伏》中，地下党员余则成先后以“峨眉峰”和“深海”为代号，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天津站，获取军调情报、查找潜伏特务“佛龛”、铲除马奎、清除叛徒袁佩林、获取冈村宁次情报、调包营救钱思明、智救翠平、设计获取天津城防图、剿杀李涯获取潜伏名单，通过一系列的斗智斗勇，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谍战冲突，构成了本剧的基本情节线。正是余则成在对敌斗争的基本动作中，完成了他自己与吴敬中、马奎、陆桥山、李涯等一批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也让信仰这条精神主线铺链在主体叙事中。
其次，相对于外部冲突而言，同一行动元不同人物之间的内部冲突更具戏剧性与审美韵味。第一，内部冲突具有价值判断上的辩证多样性。如果说，人物外部冲突会受到一定情境中既定社会规范的硬性约束，有着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人物动作难以体现其性格的辩证多样性。而在内部冲突中，人物冲突所呈现出来的裂变态势难以用一种标准去做价值判断，不论从哪一个单一角度所做的价值判断，都会给观众自己造成内心的裂痛，正是这种审美鉴赏中的裂痛，让作品更值得寻味。在《潜伏》中，余则成与假扮妻子的翠平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叙事主线之外的第二大看点，两人在知识修养上有差异，性格上一个细腻一个粗糙，在地下工作经验方面更有天壤之别，闹出了许多轻松愉快的诙谐闹剧，更有阴差阳错带来的揪心和紧张。对于翠平犯下的各种错，观众是“宽容”不得又“恨”不得，毕竟她是粗糙惯了的游击队队长。当他们从工作、生活、性格方面的外在冲突逐渐转变升华到内在的情感冲突，彼此由最初的摩擦，到相知、相爱，直至最后的结婚和分离，在爱情和信仰的冲突中，不断呈现出温情和悲情的交相更替，让观众体味到了人性的温暖和英雄的崇高。第二，内部冲突对人物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潜伏》的外部冲突叙事完成了余则成信仰的书写，那么内部叙事则完成了人性、英雄悲剧的书写。余则成在李涯的陪同下到太平间查看恋人左蓝的遗体，他内心有莫大的悲痛却不得不尽展笑颜。和死里逃生的翠平在机场相见，唯有留下会心而苦涩的一笑远走他乡。余则成形象的最光辉处在于其信仰，最动人处却在于他面对种种磨难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隐忍精神和牺牲精神。第三，内部冲突是时代群像的最重要摹写方式之一。《潜伏》中，军统天津站内部马奎、陆桥山、李涯三人为谋求副站长职务而相互猜疑倾轧，吴敬中处心积虑地谋求私欲而不思进取，呈现了“蒋家王朝”的暮日气象，构成了本剧内部冲突的另一番风景。
电视剧《永不磨灭的番号》中既有轰轰烈烈、宏阔壮烈的抗日战争做外部冲突线索，也有细腻丰富的内部冲突叙事，还有荡气回肠的英雄爱情故事。李大本事和赛貂蝉、孙成海与门淑兰、陈峰跟小北平、吸铁石和赵燕，他们的爱情故事虽然着墨不多，但在抗日叙事的大背景下，铁血中的柔情，柔情中的铁血，无不令人动容。正是内部冲突的存在，让战争题材的二元叙事繁衍成多元叙事，强化了故事的戏剧性，二元对抗的人物变成了多维度的存在，让人物更加真实和血肉饱满。
最后，人物自身的冲突叙事是表现电视剧悲剧意味的重要方式，是电视剧最富有深层审美蕴藉的美学特征。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戏剧传统理论家认为，戏剧主要表现外部情节和外部动作，尤其是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冲突。但是，戏剧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千姿百态的心灵世界展示出来，给人们以回味的机会，借以去体悟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物的灵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其为“内心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艺术的复杂目的在于把生活的戏和内心的戏交织在同一幅图景中，同时照亮人的外部和内心。
与戏剧相比，电视剧叙事的宏大容量能够更加完整地表现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形成与发展，能给人物的心灵嬗变提供完整的叙述轨迹和叙述依据。电视剧审美的私人空间特性，也决定了电视剧艺术能够排遣外在纷扰，贴近剧情和体悟主人公的喜乐哀怨。更重要的是，电视剧叙事的“日常性”，使之天然具有表现人类自身“日常性”的矛盾性，由此构成电视剧叙事美学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人类在寻找和实现自我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不断超越逻辑的、审美的和实践的价值藩篱，寻找一种超越自我和他人的价值优越，并且在不同的价值主体中矛盾、纠葛、痛苦和挣扎。正是对人类自身这种命运际遇和心灵际遇的表现，让电视剧成为与人类生活最贴近的艺术样式。
电视剧《大明宫词》准确细腻地表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使本剧具有了黑格尔所论及的“悲剧”品格。拥有至高权力的武则天，希望通过拥有权力来保护亲情，可是当她发现拥有了权力，儿子们却一个一个死于权力争斗，她想依靠权力给女儿太平一份完美的爱情，最终不但扼杀了太平的幸福，还落得和最亲爱的女儿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她的内心反复演绎着一个母亲的善良和一位皇后的英明、城府与阴谋。太平公主从小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大明宫中，她最浪漫的少女时代就是渴望拥有薛绍的爱情，但是她的爱情理想却破坏了薛绍的爱情理想，最终也没有获得完美的爱情。她一生渴求的是家庭亲情的温暖，却不得不一步步走向权力的中心。薛绍渴望自己能够和妻子长相守，永远忠诚于自己的爱情，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心里爱上了太平，为了不背叛和妻子的爱情，他只有选择自杀。仅以太平与薛绍的爱情悲剧一段戏，我们可以分析：
A.武则天爱太平，是无辜的；
B.贵为皇后，运用权力安排女儿的婚姻，也是无辜的，却伤害了薛绍。
A.太平爱上薛绍，是无辜的；
B.她并不知晓母亲的所作所为，也是无辜的，却伤害了薛绍。
A.薛绍忠诚于自己的爱情，是无辜的；
B.感念太平对爱情的忠诚而爱上太平，也是无辜的，却违背了誓言。
武则天的母爱是无辜的，太平的爱情是无辜的，薛绍的忠诚也是无辜的，每个人心中都形成无法调和的A、B两种矛盾。薛绍的自杀，圆满了自己的忠诚，却让太平失去了爱情，让武则天失去了亲情。
构建复杂变化的内外部冲突关系是电视剧编剧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一部电视剧是否具有史诗品格的重要标准。越是表现广阔社会生活和悠长历史流变的电视剧，人物冲突关系越复杂，人物冲突关系的变化也越丰富。电视剧《打狗棍》与以往的抗日剧不同的是，它并不单纯地以二元冲突论来建构人物关系，而是以民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为时代背景，以热河戴、那两家的恩怨冲突为主线，把杆子帮、国民政府军政两派、前清遗老遗少、地痞流氓、土匪团伙、汉奸、日军、共产党抗日队伍等各派势力错综复杂地编织在冲突序列中，形成此消彼长的冲突阵列。人物也在利害冲突和情感冲突中不断调整变换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不是固守僵死的冲突关系。戴天理痛恨师弟那图鲁杀害师父并贩卖鸦片，但当那图鲁奋力抗战时他称赞那图鲁是个爷们。那素芝跟戴天理由情人变成死敌，当戴天理的抗日队伍陷入绝境时，她毅然营救。前清遗少二丫头一副娘娘腔，唱戏热衷于演旦角，但是日寇当前，他完全一副纯爷们做派，满腔江山社稷，最后牺牲在战场上。正是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个人命运冲突与国家命运冲突的交替变更，人物价值取向的复杂变化，让《打狗棍》呈现出深厚的时代内容和宽广的民族情怀。
当然，我们在处理内部冲突的时候，也要坚持辩证原则，不要时刻保持“针尖对麦芒”的态势，有时候，对于内部冲突的“淡化”处理也会温暖动人。电视剧《相爱十年》中，同是室友的陈启明得知肖然抢了刘元的女友，并不去声讨肖然，而是好言好语地安慰刘元，当得知肖然因为殴打保安的事情败露导致留校的事情黄了时，他知道是刘元使的坏，却并不去声讨刘元，而是在肖然被学校处分的时候积极号召同学向校领导请愿，最终让学校撤销了对肖然的处分。陈启明在人物的冲突关系中，是一个“和事佬”角色，代表着友谊、正义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