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冲突生成的四种模式
关于戏剧冲突的生成问题,西方戏剧理论家都有过相关的论述。奥比纳克在《戏剧实践》中谈到戏剧结构安排时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将戏剧的开头放在尽量靠近灾难(冲突)的地方,以便花费最少的时间在剧情上,而有更多的自由去发挥那些最能让观众快乐的情感和对话”。19世纪英国戏剧理论家阿契尔在《剧作法》中就从情节发展的角度着眼,将“激变”(crisis,也可翻译为“危机”)作为戏剧的重心,提出戏剧的实质就是激变,是急遽发展的激变,他说:“一个剧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是命运或环境的一次急遽发展的激变,而一个戏剧场面,又是明显地推进着整个根本事件向前发展的那个总的激变内部的一次激变。”[5]
阿契尔进一步探讨了戏剧如何开场,他抛出了问题:“应该在这种激变或它的前奏的哪一个时刻启开幕布?”他还将激变之前的宁静比喻成“爆发性事态”上面“覆盖着的一层外壳”,并提出了自己对于戏剧“争端提出的时刻”的看法:“就我个人的口味来说,最快意的戏剧享受之一,就是眼看着幕布启处,是一片安宁无事的景象,这时你心里猜度着戏将从何处而来,然后渐渐地,你就眼看着戏像一小片巴掌大的乌云似的,开始在地平线外聚积起来。”[6]
电视剧艺术拓展了传统戏剧的戏剧性元素,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美学体系。在冲突生成的问题上,它有着与戏剧理论一脉相承的地方,都是在被选取的故事片段中,依照人在什么状态下如何进入冲突这一标准来考量冲突生成问题,它衍生出两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作为行动元的主要人物,戏剧开端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第二,作为行动元的主要人物,以什么样的主、被动方式进入冲突性情境中。
行动元是指共同享有一定特征的一类行动者。在具体的电视剧的动作序列中,行动元的动作有着某种特定的共同特征,或利益趋同,或目标一致,或观念相似。共同特征决定着行为范式,例如在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中,作为抗战一方的行动元,都以抗击日寇作为这类角色的共同特征和行为范式,包含着同仇敌忾的英雄主义气质。
作为行动元的人物,包括作为艺术原型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处于三种状态中:独立自足状态,困境状态,冲突对峙状态。戏剧的开端无不是从这三种状态中开始的。
电视剧是一种动作叙事,也是一种欲望叙事,人物怀着对某种理想性情结的追求,在冲突性情境中展开一系列动作,在复合事件中营造连续不断的矛盾冲突,冲突的生成乃至冲突框架的搭建,源自行动元的动作模式。处于独立自足状态的人,满意自身所处的顺境状态,他往往因为外力的作用被动卷入冲突性情境;处于困境中的人,对自身所处的困境状态呈不满意状态,出于对理想目标的追寻,往往会主动发力投入到冲突性情境中;处于对峙状态的人,与对峙对象处于对立矛盾状态,电视剧叙事就是从他们对峙动作中的某个点切入;而在某些人物众多的电视剧叙事中,人物可能分别处于独立自足状态、困境状态和对峙状态中,因此,电视剧叙事就存在多种模式共生的冲突生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