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由张志攀同志主编、高春林同志撰写的《昭陵探珠》即将付梓，嘱我作序。编者现为昭陵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撰者现为昭陵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我和他们有二十余年的工作交集，相知甚深。读罢作品，认为该著在组织结构、选题选材、论点论证诸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一是分章立目，颇具条贯。昭陵是唐太宗与文德皇后的合葬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的九嵕山上，有陪葬墓200余座，陵园周长60千米，面积20000余公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皇家陵园，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灿若星汉。昭陵建成1370余年来，官方编纂机构和学术界对它的记录和研究从未中断。20世纪70年代以前，记录和研究主要是官修信史、地方史志和金石文献。反映建置的著作主要有《大唐六典》《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反映碑刻的著作主要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田概《京兆金石录》、赵崡《石墨镌华》、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毕沅《关中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孙三锡《昭陵碑考》、罗振玉《昭陵碑补录》、叶昌炽《语石》、武树善《陕西金石志》等三四十种。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先后发掘清理了40座昭陵陪葬墓，出土文物6000余件组，并建成昭陵博物馆对外开放。学界对这一时段昭陵考古和文博研究的成果同样丰富。考古方面，发表了李勣、段蕑璧等人墓葬发掘简报10余篇，同时还出版了新城长公主和韦贵妃墓发掘报告。文博研究方面，出版的主要专著有张沛编著《昭陵碑石》、张志攀主编《昭陵唐墓壁画》、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李浪涛《昭陵墓志纹饰图案》等数十种，其中《昭陵碑石》荣获1994年度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二等奖，《昭陵墓志通释》荣获2010年度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除此而外，黄永年、周伟洲、牛致功、赵文润、杜文玉、王双怀、张建林、王小蒙等现代知名学者和考古文博专家都积极参与了昭陵文物研究，发表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上述成果，为本书编撰者提供了很多翔实资料，使其省却不少原始考证，但也为编撰者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首先，编撰者应当下大力气对著作结构进行构思，不落前人窠臼。其次，还要在浩如烟海的前人论述基础上有所扬弃，探珠撷英。为达此目的，同时又使作品条理清晰，编撰者采用了编、章、节的编撰方式，全书只用“建置”“壁画”“碑版”“陶俑”四编，编下以章节统辖所论重点文物。这样的编撰形式，以编挈领，归目于章，突出了作品的严肃性和学术性。
如“建置”一编，以章为别，全面反映了唐宋明清昭陵的建置情况，使读者对昭陵千余年来建置缘起与变革、历代封建王朝对昭陵的保护与祭祀一目了然。又如“壁画”一编，先用一章篇幅，分节论述了我国墓葬壁画的起源、发展与嬗变和昭陵壁画的发现与出土，使读者对昭陵唐墓壁画先有一个宏观认识，然后又把昭陵唐墓壁画按题材内容分为侍女、给使、音乐舞蹈、仪仗乘舆、楼阁藻井，分章论述，避免了已往以墓为序介绍而使题材内容有叠床架屋之嫌的缺憾，同时又能够集中笔墨从制度礼仪和绘画技法上重点论述。这种安排，在“碑版”和“陶俑”二编里同样得到运用，使作品显得章节分明，有条不紊。
二是突出重点，论述缜密。该著体量不大，编撰者要用20余万字的篇幅系统论述昭陵建置及各类文物，这就要求在文物选定上能够以点带面，突出重点。本著所选文物200余件组，绝大多数是珍贵的一二级文物，且都配有精美图版，以润读者巨眼。昭陵陵园出土文物数量大、品类多，如果不是长期从事这些文物保护和研究的编撰者，恐怕很难对代表性文物有准确认识。由于编撰者一直在昭陵博物馆工作，长期接受昭陵瑰宝浸淫，他们的选择应当更为准确。这也是本著一个显著特色。
前人汗牛充栋的昭陵考古和文博研究成果，容易将后来的昭陵文物编撰者引入简述前人成说、难以有所发明的文物介绍模式上来。本著编撰者力图绕过这一“陷阱”，对文物的客观描述删繁就简，虽有雷同，但篇幅很小，而对文物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探源发微，不惜笔墨，做到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缜密。
例如“建置”一编，用四章篇幅对昭陵建置进行了系统论述，字数达到6万多，远远超出历代信史和方志对昭陵建置记载均寥寥数百言的规模。《选址与营建》一章，系统回顾了贞观君臣制定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来龙去脉，辨析了我国唐以前传统陵墓营建模式和贞观君臣治国理念的冲突与中和，又广泛采信近年来昭陵考古的重要成果，征引文献数十种，以物带史，史物相证。《陵山石刻群》一章，对昭陵六骏艺术成就的论述，完全抛开了以往诸如“雕刻细腻、栩栩如生”等相因陈词，而是从天竺与中亚雕刻艺术伴随佛教西来和突厥丧葬文化立石表功的碰撞着墨，用数千字的篇幅论述了昭陵六骏石刻的艺术成就和历史意义，是近年来研究昭陵六骏颇有新意的学术成果。《陵园规模与陪葬墓形制》一章，编撰者对中国古代陵墓封土自春秋以降从无到有、从有到变的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使读者对昭陵唐墓不同封土形式的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再如“壁画”一编，用一章的篇幅，分两节分别论述唐以前我国墓葬壁画的布局、题材和技法及昭陵唐墓壁画的发现与出土情况，征引文献更是多达百余种，显示出编撰者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侍女壁画》一章，通过对杨恭仁、长乐公主、段蕑璧、新城长公主、李震、韦贵妃、燕德妃等人墓葬中侍女壁画构图、线条的研究，提出唐代高宗时期是我国绘画艺术由“曹衣出水”向“吴带当风”过渡的重要阶段，且在过渡中不同画家存在着对新旧画风纳新与坚守迥异的艺术追求，整个画坛也表现出徘徊与顾望，这一论点颇为新颖。《音乐舞蹈壁画》一章，除了征引魏晋至隋唐正史中《音乐志》《礼乐志》关于其时音乐舞蹈的相关资料外，还大量征引唐人笔记小说和诗歌，以小说、诗歌证史，颇有趣味。类似的例子在“碑版”和“陶俑”编中同样有着充分的体现。
该著行文清新流畅，同时又严谨规范，注重经典文献和现代考古的辩证，去芜存菁，很多章节就像一篇篇颇具水准的学术论文，强调词从己出，翻出新声。不过作品中还有不少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一些颇为学人所重的文物没有反映出来。如昭陵40余方墓志未在“碑版”一编中辟出专章论述。尉迟敬德、程知节、安元寿、王大礼、韦贵妃、燕德妃、李福等人的墓志，书法价值很高，足可与欧阳询书温彦博碑、褚遂良书房玄龄碑、王知敬书李靖碑分庭雁行，专辟一章探索评介这些墓志精彩的书法艺术可能更为妥帖。再如对昭陵出土的官员和命妇首服，墓门、棺床线刻和浮雕画，墓前石像生等未曾涉猎，如果对这些文物择其要者，用一编篇幅进行研究似无不可。虽然该著瑕瑜互见，但终究是一部值得参阅的学术著作。
推誉之处，实无愧辞；坦诚指瑕，敬祈均裁。写点心得，权作序言，愿与编撰者共勉，与读者朋友分享。
刘云辉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