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昭陵营建
贞观九年唐高祖崩，太宗命将作少匠阎立德营献陵，“立德以营山陵功，擢为将作大匠”[28]。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摄司空，营昭陵”[29]，所以从技术角度讲，阎立德是昭陵建设的总设计师。阎氏在营建昭陵初期，曾因“怠慢而解职”。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又把阎氏从博州刺史位置上“复为将作大匠”[30]，依旧负责昭陵的营建工程。阎氏此次督建昭陵，一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埋葬唐太宗后。
阎立德，雍州万年（今西安市）人，父亲阎毗是隋朝著名美术大师、建筑设计大师。阎立德早传家业，诸艺俱精，历官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先后设计并组织了献陵、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的营建，还主持了朝廷衮冕大裘等六服及帝王仪仗腰舆伞扇的设计，是唐代最杰出的建筑、服装、舟桥设计大师。他所设计的献、昭二陵格局，为唐代帝王陵墓格局奠定了基础，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图1-3 昭陵1号石拱券窑址
图1-4 昭陵1号石室口
阎立德奉旨设计的昭陵，总的来讲，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陵山主体，二是陪葬墓群。
昭陵陵山主体，基本由五小部分组成：
1.墓道和地宫（仅见于文献）。
2.陵山栈道。
图1-5 昭陵朱雀门献殿建筑群、北司马院建筑群、寝宫建筑群位置3D模拟图。左下为朱雀门献殿建筑群，左为寝宫建筑群，右为北司马院建筑群
3.朱雀门、献殿建筑群。
4.寝宫建筑群。
5.北司马院（北阙）建筑群。
在正式穿凿昭陵地宫之前，文德皇后先被临时安厝于九嵕山。现在勘查，昭陵陵山的南侧、东南侧半山腰，有3处石拱券窑址和9处凿山为窟的石室。3处石拱券窑址1号保存较好，用石条构筑成拱券窑洞4孔，上下两层，窑洞内出土大量陶人俑、骑马俑、马牛犬模型明器、陶罐、陶鼎等残片，很可能是放置陪葬品的外置便房（图1-3）。9处石室分为两种形制，1号为一种，其余2～9号为一种。1号石室位于陵山东南悬崖上，洞口朝南。洞内结构与唐代墓葬内部结构近似，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通长12.5米，其中墓道长4.5米，宽3.2米，墓室东西5.1米，南北5.8米，底与穹隆顶高约4米；墓室内壁还残存有壁画，可辨为一座建筑的屋顶部分（图1-4）。洞口外悬崖上留有多个立柱榫眼，直径7～11厘米不等，由此判断，洞口当年建有小型殿宇。洞口又有栈道立柱榫眼多个，据此判断栈道与西南下方的寝宫遗址和西北的1号石拱券窑址相连。2～9号石室均较小，总长不超过8米，无墓道、壁画等。2～9号石室的性质难以确定，但一般认为，1号石室即是当年临时安厝文德皇后的墓室。开凿这个石室的工程量，与唐太宗《昭陵刻石文碑》所谓的“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31]是基本相符的。
昭陵还没有被发掘，其墓道地宫的情况现在很难全面掌握，史料对它的记载唯新、旧《五代史·温韬传》及《唐会要·陵议》较详。据这些史料，昭陵依山凿石为玄宫（清避康熙玄烨讳，悉改文献中“玄”为“元”，故亦称元宫，即墓室），从墓道至墓室“深七十五丈”，前后“有五重石门”[32]。“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笔迹，纸墨如新”[33]。因墓道口周围山势陡峭，故而缘山凿石架有栈道，栈道绕山腰400余米，盘曲而上，直达墓道口。另外，在接近山顶部的地方，又凿石扩地，修建了房舍、游殿，供墓主人灵魂游乐，用栈道与墓道口连接，使守陵的宫女能够“供养如平常”[34]。唐高宗时，为了防盗，阎立德奏道：“元宫栈道，本留拟有今日。今既始终永毕，与前事不同。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35]但高宗不许，长孙无忌等大臣又援引《礼经》等有关侍奉亡灵之制，重新上表请除栈道，高宗依奏，才将栈道拆除，从此，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安史之乱时，杜甫两次经过昭陵，在《重经昭陵》诗中描述昭陵绝境道：“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36]九嵕山属石灰岩石质，易被风雨剥蚀，加之经过历代兵燹，陵山上的建筑今已毁坏无遗，但游殿和栈道遗迹仍清晰可辨。
图1-6 昭陵朱雀门献殿建筑群落3D模拟图
从现代对唐代帝陵考古所取得的数据来看，史料对昭陵墓道地宫深度约230米（75丈。唐至五代1丈约为今3.07米）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唐关中十八陵中，泰陵、丰陵、景陵、乾陵、桥陵的墓道曾被掘出。现场观察，唐代因山为陵墓道口的做法是：先在基岩上垂直下凿，作成纵剖面呈“L”形的墓道口壁，再在最里面的崖壁上设墓门。测量上述五陵的墓道宽度，泰陵5.5米，丰陵2.5米，景陵4.4米，乾陵3.87米，桥陵3.78米。墓道的长度，以露出来的部分来计测，泰陵20米，丰陵25米，景陵28米，乾陵65米，桥陵70米。陪葬昭陵的太宗贵妃韦氏墓，与昭陵一样，因山为陵（墓）。1990年，该墓被昭陵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发掘，测量其墓道长49米[37]。
昭陵博物馆藏《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之阴，有宋人游师雄命人线刻的一幅《唐太宗昭陵图》。图中绘制的昭陵陵山有两层垣墙围绕，垣墙四隅建有角楼，南北垣墙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门”，北曰“玄武门”。该图今已模糊难辨，但为元代李好文《昭陵志图》所揭载[38]，流布甚广。现代考古已经证明，朱雀门遗址在陵山正南约800米处，门外有双阙台址，门内有献殿遗址。玄武门在陵山正北约600米处，门外有双阙台址，门内是北司马院。寝宫遗址在陵山西南约600米处（图1-5）。但陵山两层垣墙及角阙遗址至今尚未发现。张建林在《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一文中，认为“游师雄《唐太宗昭陵图》中有关陵园布局的部分蠡测成分居多”，其所谓的“内城四角各有角阙，……被近年调查结果所否认”[39]。张氏所论，应当准确。
献殿位于朱雀门内，背依陵山。根据唐陵营建模式，献殿的中轴线大抵亦即墓道的中轴线，据此可以测出昭陵墓道的基本方位。现存献殿遗址范围约40米见方。殿南有门，殿内砖铺地面，残墙断垣上留有壁画遗迹。20世纪80年代，昭陵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在献殿遗址采集到一件当年安放在屋脊上的陶鸱尾，高达150厘米，底长100厘米，宽65厘米，重约150千克。以此件尺寸来推算，献殿当高10米左右，应该是重檐5间，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献殿是多么高大雄伟。从文献记载的唐代帝王、妃嫔和文武百官祭祀昭陵活动来看，献殿是供“皇帝”和“文武百官、宗室子孙”[40]拜谒的地方，内外命妇不在此拜谒，是朝堂的象征（图1-6）。朱雀门外阙台遗址，现存东西二阙址，间距约90米，均为夯筑，现呈圆丘形。双阙台遗址内侧，有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一对。其与献殿之间的朱雀门址还未发现。
图1-7 昭陵寝宫遗址
寝宫遗址呈长方形，东西约237米，南北约334米。四周尚存墙垣残迹，墙基宽3.5米。南北墙中央各辟一门，遥遥相对。墙垣内是一片平坦的夯土层，厚3～5米。寝宫是供唐太宗灵魂起居的场所，皇帝、文武百官和内外命妇俱可在此处拜谒，是长安城宫城皇帝皇后起居寝殿的象征。其侧后有许多附属建筑，是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人员居住的地方（图1-7、1-8）。唐贞元年间，昭陵寝宫建筑群被野火焚毁，朝廷为使昭陵祭祀无缺，事急从简，临时在山下瑶台寺旁修建了一座简易寝宫。事后，一部分官员认为新修的寝宫距昭陵较远，有违太宗规制，请求在原寝宫遗址重建。德宗觉得在原地重修，“供水稍远，百姓劳敝”，但继续完善新修于瑶台寺旁的寝宫，又有“改移旧制，恐在所未周”的担心，因此于贞元十四年（798）四月下诏，就此事令“中书门下百官，同商量可否闻奏”[41]。诏书下发后，吏部员外郎杨于陵、太常博士韦彤分别奏议，力主废弃原山上寝宫，完善瑶台寺旁寝宫，认为“陵园宫寝，非三代之制，自秦汉以来有之，但相沿于陵旁制寝，末闻去陵有远近步数之节”[42]。时为司勋郎中兼知制诰的权德舆也上《昭陵寝宫议》，极力主张完善山下寝宫即可，他在奏议中，对秦汉至隋唐帝王陵墓昭穆次序、寝宫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考察，得出寝宫所在没有“必在山上，不在山下”的制度。同时，又对昭陵建置进行了回顾，认为“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宫在山上，便于当时”，自从野火焚毁寝宫后，既然移于山下，就应当继续完善，这样“可以经久，所谓宜且称也”[43]。德宗采纳了杨于陵、权德舆等人的奏议，“由是复以山下为定”[44]。正因为如此，唐陵的寝宫距主陵没有固定的距离，形成了“择其高爽、务取清严、去陵远近、本无著定”[45]的寝宫位置选定方式。尽管如此，唐陵寝宫位置还是多仿效昭陵，建在主陵的右下方。
图1-8 昭陵寝宫建筑群3D模拟图
北司马院遗址，位于陵山北玄武门内。2002年8月至2003年11月，该遗址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昭陵博物馆联合发掘，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组。考古领队张建林发表《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一文，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具体信息，今以张氏所著铺陈如下：
北司马院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落，南北纵长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分布于九嵕山北侧山梁的三个小台阶地上，整个遗址所处的地势南高北低，东西两侧是沟壑。建筑遗迹由北向南逐渐升高，依次为第一台阶地上的三出阙台基一对，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一对，北围墙外的小型建筑4座；第二台阶地的北边缘是庑殿式门址和北围墙、砖砌排水沟等，西侧建筑遗迹从南向北依次为偏殿、方形小建筑、阶梯状长廊等。建筑群外环绕带砖铺散水的夯土墙，也只有西侧保留有部分墙基；第三台阶地正中紧邻陵山遗留三间带回廊享殿遗址一处，享殿前左右两侧遗留昭陵六骏底座和十四国君长石刻像座（图1-9）。
东西双阙位于唐代建筑群的最北端，两阙间距31.5米，仅存阙台下部，形制相同，内为夯土台基，外围包砌砖壁。以东阙为例，东西长14米（不包括散水），夯土残留最高处达4米。东窄西宽，东部最窄处7.2米，西部最宽处7.67米。南北两壁自东向西各有两次扩出，每出宽约18～22厘米。夯土外围最底部以石条奠基，石条基础上以砌砖垫平，然后再次码放石条形成台面。石条台面上下砌砖均有收分，但砌法不同。石台以上的砌砖为层层叠涩内收。石台以下砌砖皆经二次加工，露明面磨光，其他各面削砍，内薄外厚，砌成严丝合缝的内收斜面。包砖层厚60～85厘米。阙底部周绕宽85厘米的砖砌散水，与阙体相应成三出状。朱雀门双阙形制应与北司马门双阙形制相同（图1-10）。
图1-9 昭陵北司马院建筑群3D模拟图
图1-10 昭陵北司马院外三出阙和列戟廊遗址
庑殿式门址东西长25.8米，南北进深12.6米，残存夯土台基、夯土墙、砖铺散水、柱础石、门砧石等遗迹。从现存遗迹分析，庑殿式大门建造在夯土台基上，台基周围以砖包砌，台基下是一周砖铺散水。根据残存石柱础的间距，可知作为大门的庑殿进深两间，面阔五间，中间三间设门，东西两间分别有东西向隔墙将之分为南北间。庑殿东西两端有山墙，与夯土围墙相连接。这种庑殿式的唐代门址迄今只发现两处，另一处是唐长安城大明宫玄武门的内重门，结构基本一样，但规模要小一些，进深两间，面阔三间，正中一间设门（图1-11）。
在三出阙的南侧各有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台基，介于阙和门之间，南北10米，东西5.7米，夯土台基就地势而建，外围包砌砖，台面仅残留有一个柱础石，四面无墙，推测可能是门外放置列戟的廊房。
图1-11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中间台阶地）
原放置昭陵六骏石刻屏和十四国君长石刻像的长廊基址位于建筑群的西南角，总体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进深一间（后扩出檐成两间），面阔七间，南北通长29米，东西10.2米，残存有10个柱础石和4个置于原位置的石人像座，北端一间保存有六骏之一的基座。据保留原位的石人像座和六骏浮雕基座分析，北部3间原放置六骏中的3件，南部4间放置十四国君长石刻像中的7件。东侧亦应有一座相对应的长廊建筑，早年被破坏殆尽（图1-12）。
唐代以后祭祀昭陵，因为去献殿的台阶路崎岖难行，便改在北司马院进行，久而久之，北司院便留下了数十通祭陵碑，人们也习惯把这里称作祭坛。清代又在这里建成了祭祀建筑群。清代的祭祀建筑群基本叠压在唐代的建筑遗址之上，有些建筑破坏了唐代建筑遗址。建筑群外圈由长方形的砖砌围墙环绕，南北纵长95米，东西宽54米，北面超出唐代遗址范围，东西有所收缩。东西两面的清代砖砌墙跨过唐代的东西两阙址，形成打破关系。围墙内建筑以北端山门到南端大殿间的通道为中轴，东西对称。遗迹自北部第3到南部第5台阶地，每个台地有一组建筑，各组间距较大。建筑遗迹从北向南依次为山门、砖铺礓礤路、偏殿、过厅、大殿和清代放置六骏的庑房等。清代建筑遗迹中发现有多处利用原废弃的唐代建筑材料的现象，如砖砌围墙的中间以唐代砖作为填充，山门石台阶杂以唐代六骏石基座残块，偏殿、大殿基础以唐代砖垫底等。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唐代帝王“因山为陵”型陵山主体建制，以昭陵为发轫，以乾陵为定制。对照二陵陵山建筑布局，会发现昭陵的奠基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南作用。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发《九嵕山卜陵诏》，强调“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故而“预为此制，务从俭约”[46]。接着，他又针对王公大臣及百姓间的厚葬恶习，再次下诏纠正，严令：“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已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已上及勋戚家，仍录奏闻。”[47]九嵕山石质松软，石层破碎，虽然凿有75丈深的玄宫，但较之秦汉堆土而成的巨大坟垅，要省工省时得多，基本上达到了太宗要求俭约的目的，同时也达到了太宗欲为雄伟高大的目的。昭陵从平原到陵顶的垂直高度达650米，无疑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同时，昭陵也是世界上唯一架有栈道的帝王陵墓，在我国乃至世界帝陵建置上有着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当年的昭陵广植松柏，因而有“柏城”之称。晚唐诗人刘沧描写昭陵秋色道：“原分山势入空塞，地匝松阴出晚寒。”[48]在绿树与青山掩映中，陵山周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殿堂比屋连甍，鳞次栉比，亦是非常壮观。
图1-12 修复的东侧放置六骏和君长像廊坊遗址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3022页。
[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166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十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6235页。
[4]（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中华书局，1955年，第395页。
[5]《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第37页。
[6]《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十一年二月条，第6239页。
[7]《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彦博传》，第2362页。
[8]（晋）郭璞：《葬经·内篇》，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9]《旧唐书》卷七十九《吕才传》，第2720页。
[10]《葬经·外篇》，第30、31页。
[1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三八虞世南《文德皇后哀册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7页。
[12]《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18页。
[13]《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3页。
[14]（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06页。
[15]（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十《索靖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1651页。
[16]韩养民、韩晶：《风水与西汉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17]《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8页。
[18]《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8～2569页。
[19]《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2569页。
[20]《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4页。
[21]《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4页。
[22]《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5页。
[23]原陵博物馆提供。
[24]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6页。
[25]（清）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26]（清）毕沅撰，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97页。
[27]《唐会要》卷七十九《谥法上》，第1456页。
[2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2679页。
[29]《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传》，第2679页。
[30]《旧唐书》卷七十七《阎立德传》，第2679页。
[3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贞观十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12年，第6235页。
[32]（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陵议》，中华书局，1955年，第395页。
[33]（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杂传·温韬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441页。
[34]《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5页。
[35]《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5页。
[36]《全唐诗》（增订本）卷二二五杜甫《重经昭陵》，中华书局，1999年，第2412页。
[3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昭陵博物馆编著：《唐昭陵韦贵妃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38]（宋）宋敏求、（元）李好文：《长安志 长安图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8～41页。
[39]张建林：《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见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40]《唐会要》卷二十《亲谒陵》，第401页。
[41]《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8页。
[42]《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8页。
[43]（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八八权德舆《昭陵寝宫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4986页。
[44]《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400页。
[45]《唐会要》卷二十《陵议》，第399页。
[46]《全唐文》卷五太宗皇帝《九嵕山卜陵诏》，第69页。
[47]（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8页。
[48]《全唐诗》（增订本）卷五八六刘沧《秋日过昭陵》，第68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