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陵园规模
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唐太宗颁发《九嵕山卜陵诏》，诏书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制定了旨在俭约的因山为陵制度，二是制定了旨在加强君臣情谊的勋臣贵戚陪葬制度。诏书云：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修短之常期。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是以《礼记》云：“君即位而为椑。”庄周云：“劳我以形，息我以死。”圣人之至鉴，通贤之深识，著之典诰，诒之话言，显说正词，曾无隐讳。末代以来，明辟盖寡，靡不矜黄屋之尊，虑白驹之过，并多拘忌，希慕遐年，谓云车易乘，曦轮可驻，异轨同趋，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邑里凋残，鞠为邱墟。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挥，天下大定，氛
清殄，区宇平一。反浇弊于淳朴，致王道于中和。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犹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尚习流俗，犹循常礼，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劳扰百姓，崇厚园陵。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一棺而已。积以岁月，渐以备之。木马涂车，土桴苇籥，事合古典，不为时用。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者，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之志，岂异我哉。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1]
昭陵陪葬制度的确立，开创了唐代皇亲国戚、文武勋臣陪葬帝陵的先例，实质上也是确立了唐代帝陵的陪葬制度。部分学者以为唐代帝陵陪葬制度的确立，始于高祖献陵，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唐会要·陪陵名位》载，太宗在下发《九嵕山卜陵诏》八个月后，于贞观十一年十月，才下诏确定高祖献陵陪葬制度，诏书云：“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乡之茔；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斯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存曩者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也。皇运之初，时逢交泰，谋臣武将等，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2]昭陵陪葬制度确立后，皇亲国戚和文武功臣都以陪葬昭陵为荣。最初对陪葬者的身份等级要求极为严格，陪葬者的“死”必须称得上“薨”。唐制：“凡丧，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于庶人称死。”[3]也就是说，太宗最初的安排，是只允许三品以上的贵官及密戚陪葬昭陵。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庚子（二十八日），即高宗埋葬父皇后的第十日（太宗葬于八月庚寅，即八月十八日），高宗下发诏书，把陪葬昭陵者的品阶要求稍微放宽了一些，诏书说：“周室姬公，陪于毕陌；汉廷萧相，附彼高园。宠锡坟茔，闻诸前代；从窆陵邑，信有旧章。盖以懿戚宗臣，类同本之枝干；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亏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量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4]这道诏书富有人情味，考虑到了陪葬昭陵高官的宗法思想，照顾到了他们的家属。同时，这份诏书还提出了可在昭陵为“懿戚宗臣”和“元功上宰”预赐葬所。这是依据当时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因为早在贞观时，一些高官的配偶薨亡，朝廷在昭陵陵园安葬这些诰命夫人时，实质上已经为高官预赐了坟茔。
当时陪葬昭陵的人物，绝大多数都享受国葬的殊荣。所谓国葬，即是由皇帝下发诏书，赐以茔地、助葬米粟、布帛、东园秘器、仪仗鼓吹之类。这方面的内容，在《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及现存的陪葬者墓碑、墓志中很容易找到。兹列举数例：
（1）太宗发《赐高士廉陪葬诏》
昔平仲云亡，齐后深股肱之恸；太真既没，晋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饰终，义存追远；褒忠录旧，事本因心。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申国公士廉，德范宏深，风猷远著。道高廊庙，望重勋贤。职在铨衡，穆九流而驰誉；位居端右，总百揆而腾芳。班职台仪，具瞻允集。忠谋令范，遇物必彰。造膝危词，类多宏益。瞻风力以齐轨，轶伊吕而长骛。朕爰在弱龄，早敦姻戚，绸缪眷遇，多历年所。方期翊兹景化，永赞隆平，曾不憗遗，忠（当为歼）良奄及。感惟永往，震动厥心，仪形莫追，徽音日远，宜崇礼命，式表哀荣。可赠司徒、使持节都督并汾箕岚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给班剑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赙绢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令摄鸿胪卿监护。[5]
（2）太宗发《赐房元龄陪葬诏》
辍膳流哀，悲深栋干，彻悬兴感，悼切股肱。是知缛礼饰终，道先彝册；赠章追远，事本因心。故司空、梁国公元龄，蹈义挺生，资忠秀出，功宣翼赞，诚著艰难。推毂代藩，参六飞之驭；沃心皇极，均十乱之重。恪居端揆，亟积暄寒。九功繇其日用，百辟于焉仰止。若乃恭俭周慎之心，奉国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独映终古。方申倚寄，永赞隆平，曾不憗遗，摧梁奄及。永惟良辅，是用震动于厥心，宜加宠灵，式旌泉路。可赠太尉、使持节都督并箕岚胜四州诸军事、守并州刺史，所司备礼册命，给班剑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赙绢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仍令工部尚书阎立德摄鸿胪卿监护。[6]
（3）太宗发《赐李靖陪葬诏》
昔晋羊公云逝，名都为之罢市；郑子产斯亡，在机于焉投杼。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卫国公李靖，兰畹腾芳，钓川扬佐，气凌关外，志溢戎场。兴言缔构，十角将三吴咸偃；披勋王府，闽禺与浑塞同挥。澄妖氛于下濑，阐皇猷于高门。舟楫遐宣，台仪近曜，官称载静，休有余芳。蕴兹高志，归乎乐善。游赤松于艾服之年，访黄绮于杖乡之岁。语默之趣，俦今罕匹；进退之道，对古为朋。逝川东驰，高舂西靡，眷言永往，情深哀悼。昔帷堂始事，荀公有追赠之文；郊平既穸，祭遵致容车之礼。式旌泉壤，以备哀荣。可赠司徒、使持节都督并汾箕岚四州诸军事，所司备礼册命，给班剑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赐东园秘器，仍令摄鸿胪寺卿享监护，羽仪送至墓所。[7]
（4）太宗发《赐段志玄陪葬诏》
□□之道，□□于念功；劝善之义，实深于追往。故镇军大将军、右卫大将军、褒国公段志玄，器宇敦确，风略沉毅，委质运始，宣力霸图。效勇节于麾□，功勒□□鼎□。□□□□，诚□金石。方□□历，永寄心膂。与善冥默，奄焉殒丧。震悼之情，倍深伤惜。哀荣之典，宜加恒数。可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扬和滁润常宣歙七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余官勋并如故。于昭陵□侧赐□茔地并东园秘器。葬事所须，并宜官给。赙布绢五百段、米粟一千石，四品一人监护，其仪杖送至墓所，仍送还宅。[8]
（5）高宗发《赐尉迟敬德陪葬诏》
饰终之典，实属于勋贤；追远之恩，允归于器望。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鄂国公敬德，志局标举，基宇沉奥。忠义之事，历夷险而不渝；仁勇之风，虽造次而必践。乃诚申于霸府，茂绩展于行阵。西汉元功，韩彭非重；东京名将，吴邓为轻。著恭肃于轩陛，驰声猷于藩岳，方隆朝寄之荣，便追止足之分。阐雄图而兼济，植高操而孤往。道映千古，誉光百辟。与善俄褰，歼良奄洎。永言遗烈，震恸于心。宜崇礼命，式旌幽壤。可赠司徒、使持节都督并汾箕岚等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余官封如故。所司备礼册命，给班剑卌人、羽葆鼓吹。赠绢一千五百段，米粟一千五百石，陪葬昭陵。葬事所须，并宜官给，并赐东园秘器，仪仗鼓吹送至墓所，仍送还宅，并为立碑。仍令鸿胪卿、瑯琊郡开国公萧嗣业监护，光禄少卿殷令名为副，务从优厚，称朕意焉。[9]
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陪葬昭陵的人物，最早的是温彦博，葬于贞观十一年（637），最晚的是李承乾，迁葬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时间跨度达百年之久。百余年内，在昭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陵园。据《唐会要·陪陵名位》载，前后陪葬昭陵者有妃7人、王7人、公主18人、宰相13人、丞郎三品50人、功臣大将军60人，计155人[10]。宋游师雄题《唐太宗昭陵图》作“一百六十五人”[11]。宋敏求《长安志》作166人[12]。此数尚未含子从父，孙从祖及宫人陪葬者。关于陪葬墓的数量，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记为“194座”[13]。近年来不断有无封土墓葬在农业生产或工业建设中被发现，目前昭陵博物馆提供的数据是203座。这些墓葬，有很多属夫妇合葬墓，因而，陪葬的总人数远远超过200人，或有300余人。陵园面积20000余公顷，周长60千米，是世界上陪葬墓最多、陵面积最大的封建帝王陵园（图1-26）。
昭陵陵园的布局，更有其独特之处。太宗陵居于陵园最北端的九嵕山主峰，200余座陪葬墓以陵山主峰为轴心，呈扇形分布在陵山的两侧和正南面，犹如群星拱卫北辰一样拱卫着昭陵，恰似长安城皇城与诸坊的关系一样。目前，通过考古发掘出土墓志，辨认墓前碑石上的文字，已能够确定70座葬墓的墓主。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国家已先后发掘清理了40座昭陵陪葬墓。现将各种资料反映的陪葬人物、墓葬位置、墓葬发掘情况列表如下[14]：
图1-26 昭陵陪葬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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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九嵕山，古冢何累累。上有名王宫，下藏贤臣衣”[15]。整个昭陵陵园再现了贞观遗风，陵园地上地下大量的文物遗存不仅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更是反映唐太宗君臣开创“贞观之治”的珍贵资料。